屈宏斌：后疫情时代，什么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丨赠书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实现了从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大国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呈现持续放缓的趋势，引发了各界对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担忧。当一个后发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曾经的低成本优势和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动能已经消失，要想继续保持合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依靠提高生产率等新的增长动能。

而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却知易行难。事实上，在过去80年里，全球150多个中低收入国家当中，仅有极少数国家成功地实现这种转换，并在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仍然保持了持续增长。

目前我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弱，经济逐步恢复正常，但未来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如何更充分地发挥潜在优势，应对挑战，增强生产率，增长新动力，值得深刻探讨。

生产率增长的三大因素

在本书中，笔者结合当年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的经验和教训，讨论和总结了一个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生产率增长的三大主要决定因素。

· 人力

首要因素是人力资本。不同于认为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悲观论调，笔者认为决定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人力资本，而非劳动力数量多寡。尽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见顶，但整体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积累会在未来10年里将继续增长。我国每年约900万的大学毕业生数量超过了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的总和，这将为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供有利的人力资本条件。

· 创新

第二大因素在于创新能力。我国近些年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增长速度令世界瞩目，例如我国专利申请数量近年稳居世界第一，电子产品出口份额大幅上升，在全球价值链不断上移等。根据世界国际产权组织机构的调查，我国是全球最具创新力经济体20强中唯一的新兴市场国家。

诚然，在追求创新发展的路途中难免遇到挫折，中美贸易战向科技领域的蔓延就是当下的一大挑战。除了美国，我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例如欧、日、韩等在科技领域也存在较大差距，而差距意味着有学习和追赶的空间。我国政府近年来一系列加强科技研发和国际合作的举措，将有助于我国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和水平。

· 基建

第三大因素来自基础设施建设。它不仅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撑点所在，也有助于促进整体生产效率的持续增长。过去10年，我国在传统基建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这已经带来并将继续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近几年，我国在“新基建”方面也开始加大投入，并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同样跟随而来的是一些挑战，其中包括债务负担的增加。但好消息是，相对国有企业，作为创新、就业和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民营企业反而仅占用小部分企业信贷资源。削减债台高筑的国企信贷额度，并引导信贷流向民企，将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债务和增长的平衡问题。

章节介绍

本书一共分为七章，从客观、科学的分析框架出发，分别详细阐述我国在这三大要素方面已经积累的有利条件，以及如何发挥其巨大潜力，面临的挑战和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 人力

第1章首先研究了第一大要素——人力资本。尽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萎缩，但劳动力教育水平已大幅提高。在未来10年内，每当有2名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8年的劳动力退休，就会有1.9名受教育年限为12年的新劳动力加入。这意味着我国人力资本储备将加速增长。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府每年培养的毕业生数量超过欧洲、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总和。这些毕业生中有接近半数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专业的人才，这将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人才池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源，继续帮助中国在未来几年里攀登技术阶梯。

· 创新

创新是生产率增长的又一大要素，它促进了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发现、应用和推广。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如何？我国的政策和商业环境是否有助于创新型企业成长，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投资？本书的第2章研究了这些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民营企业一直在科研方面加大投资，并成为创新的主要驱动力。2020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突破2.4万亿元，投入强度（与GDP之比）达到2.4%，同时专利申请总量继续稳居世界第一。

可以说，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近年来我国向研发和创新方面的增速无人能出其右，这也使得我国能在全球价值链上游持续攀升。电子产品在全球的份额迅速上升就是明证——我国电子产品出口占全球的比例已经从2008年的18%飙升到2018年的24%。

近年来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例如改善商业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扩大对外开放和服务业开放，均将继续助推创新能力的提高。

· 制造

中国“制造”对推动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作用，而中国“智造”则引领着更高水平的未来。本书第3章对我国制造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尽管近年来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但“十四五”规划却重提“维持制造业比重稳定”。

实际上，对比其他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无论是从制造业就业比重还是从人均GDP与美国水平对比，我国目前“去工业化”为时尚早，进一步推动工业发展仍有巨大空间。

更高效的工业发展才能推动我国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2011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投资经历了长期的下行趋势，但笔者认为2020年年底以来制造业投资的加速复苏将持续更长时间，且其动力更多来自结构性因素，而非简单的周期上行。

除了制造业行业利润增速和产能利用率水平的回升，新一轮的自动化和数字化浪潮，将为提振制造业投资提供更多的结构性增长因素。同时，“十四五”规划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政策方将有望为科技升级提供更多助力，例如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方面。

· 贸易

在发展创新的过程中，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困难和挫折，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中美贸易战向科技领域的溢出。第4章对此进行了深入翔实的研究。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阻挠我国的科技发展，包括对我国的科技公司实行出口限制、禁止中国投资美国公司、限制我国研究人员访问美国等等。

然而，笔者的分析表明，欧盟等其他发达经济体在许多领域的科研水平与美国相当，甚至领先于美国，这为我国提供了通过技术转让和合作学习可获得的替代资源。

例如，在几乎所有科学和工程领域，欧盟发表的高质量同行评议文章都超过了美国或中国，包括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医学科学等领域。从人才的角度来看，尽管美国在高质量教育机构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但其数量仍不及欧洲和亚洲的总和。

因此，即使美国退出合作或加以阻挠，也难以扼杀我国的创新发展，难以阻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往上游移动的步伐。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对创新投入的关注也不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大量高技术水平人才的培养，都为自主技术研发夯实了基础。

进一步对外开放并强化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合作，继续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开发，加大对研发投入和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支持，均将有助于中国的技术追赶和生产率增长。

· 基建

在第5章中，笔者分析了第三大要素基础设施投资如何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从而拉动整体生产率的提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启动了一场基础设施投资热潮，这带来了传统基建（公路、铁路）的跃迁式发展。

在过去的10年间，空中交通和铁路长度的增长已经超过了2008年之前40年里的增长，而2008年才开始建设的我国高铁网络，现在已经占到全球高铁网络的2/3以上。在“新基建”方面，近几年我国也已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在技术部门，我国宽带和网络移动服务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也成为第一个开发、测试和推出商业网络的国家，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5G移动网络。强大、完备的基础设施不仅为人们节省了大量的交通时间，更产生了巨大的网络效应，大大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未来几年，快速发展的传统和新型基建，均将继续为我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正面效应。

· 投资

基建的繁荣引发市场疑问：我国是否已经过度投资？本书第6章阐述如何通过增加投资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即所谓的资本深化。增加投资的真正优势在于其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而增加对高生产率部门（即制造业）方面的投资，还有利于进一步发挥这些优势。

企业信心的恢复将是促进投资增长的关键，也是通过资本深化来推动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继续实施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政策支持引导更多信贷资源流入民营部门等，将有助于投资的增长。

· 债务

诚然，在实现可持续生产率增长的道路上，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债务的攀升。本书第7章探讨了这一问题。我国的债务占GDP的比例较高，且仍在上升。在金融体系维持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实施起来显然比想象的困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债务负担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创造了全国超过60%的GDP、70%的专利活动和85%城市就业的民营企业，却仅占不到30%的企业债务，杠杆水平也处于更合理空间。

这为我们解决去杠杆化和平衡增长难题提供了思路，即推动银行增加贷款给效率更高的民营部门，同时削减债台高筑的国企部门。

由于民企是创新的主力军，这还将有利于我国投资技术和创新领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也是非金融企业债务的重要推手，未来政策方向应关注平衡其债务风险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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