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用多了,人会变傻吗?

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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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造就(ID: xingshu100),翻译:雁行,来源:Vox

通过智能手机、计算机、平板电脑乃至智能手表,我们很多人都在被数字技术牵着鼻子走。这已然是一场规模庞大的实验,我们都成了其中的小白鼠,却还浑然不知。

谷歌、Facebook、Twitter、苹果这样的公司,以及各种媒体,都在争夺人们的注意力,而且手段高明,深知有哪些心理“按钮”,让大家看了又看,永不知足。在如今的美国,十岁孩子拥有智能手机已经是家常便饭。装在他们口袋里、跟他们寸步不离的,其实是一部“分心设备”。

我们越是适应“注意力经济”,就越是害怕它的潜在杀伤力。在硅谷,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限制孩子看屏幕的时间,甚至会在保姆的雇佣协议里,加入禁止使用屏幕的条款。这不禁让我们怀疑:难道这些父母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如果说,数字设备的持续侵扰真像大家害怕的那样,正在损害我们的认知功能,让人们更加心不在焉,更加健忘与焦虑,这就意味着,人类认知正在经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又或许,这只是我们反应过度,就跟过去人们对印刷机或收音机的恐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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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持续使用正以何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大脑健康?怀着这个疑问,我们询问了多名专家。

我们可以看到,专家们的答案既不确定,也无法统一。无论是对大人还是小孩,就媒体使用与大脑健康的关系而言,人类未知的还有很多。比如,围绕多任务处理和记忆,已有证据表明两者呈负相关,但因果关系依然无从确立。不过,至于数字技术的持续使用会把我们引向什么样的未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采访的很多研究人员和人类行为专家都颇为不安。

“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实验,而我们都是棋子,被数字刺激操控着,却没有一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威斯康辛大学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说。但实验结果又如何呢?

以下是专家们的看法:

科技公司拥有无孔不入的强大工具,来影响、猎取我们的心理。

理查德·戴维森,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神经科学家,健康心理中心创始人、总监

我最担心的,是注意力的日益涣散——这是一种殃及全美国的注意力缺陷,以及由此引发的后果。

我们的注意力正在被电子设备蚕食,而不是主动调控。我们就像没有舵的水手,航行在大海上——被环境中的数字刺激左右,而不是听从意志的指引。

自觉调控注意力是人类优于其他物种的一种能力。1890年,伟大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写道:“通过自觉,将游荡的注意力一次又一次地拉回来,这是决断、品质和意志力的根基。”

但我们的这种能力正在受损,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实验,而我们都是棋子,被数字刺激操控着,却没有一人签署知情同意书。这一切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

对我而言,这表明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冥想训练自己的意识,以免每天查看手机80次。

克里斯托弗·伯尔(Christopher Burr),认知科学哲学家,牛津大学互联网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我们使用数字技术的频率越高,智能系统就越能了解我们的心理特质——尽管有效性和准确性各异。举个例子,智能系统可以利用手机加速度计,推测我们工作时的压力水平;可以分析我们的声音模式,判断我们是否抑郁。

但我担心,用户们很少完全清楚自己的数据会这样被使用。另外,旨在增进“健康与幸福”的技术品种日益繁多,但对于介入的风险,开发公司却往往不够重视。例如,它们会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改变用户的睡眠习惯、情绪或饮食偏好,甚至导致意料之外的伤害。

在医疗保健情境中,医生会尽量避免干预病人参与的决策过程。医生会尽量尊重病人,让病人自己理解情况,自己作出决定。在涉及“健康与幸福”的技术领域,我们同样要想办法维护这种关系。

任何旨在改变用户行为的推断,或是由此采取的干预措施,都应该完全透明,最好接受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严格监督。这有助于尽可能降低意外后果的发生概率,如压力、焦虑,甚至行为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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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目前数字媒体轰炸与思维问题之间存在相关性。但这还远远不是定论。

安东尼·瓦格纳(Anthony Wagner),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科学告诉我们,同一时间使用的媒体数量多少,与工作记忆能力呈负相关。我们知道,工作记忆能力与语言理解能力、学习成绩,以及我们关心的一系列结果变量存在相关性。

科学告诉我们,这种负相关是存在的,但科学没有告诉我们,媒体行为是否是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答案是,我们毫无头绪。

但如果存在因果关系,而我们的认知能力正在经历深层次变革,这可能影响到学习表现或成绩。这一点不得不深究。

这个领域需要“大科学”;需要很大的研究样本。早期研究可以作为相关关系的参考,但现在,就让我们通过设计,拿出实力,去开展科学研究,让大家的结果都更可信。

保罗·墨菲(Paul Murphy),阿兹海默病研究员,肯塔基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物化学系

神经退行性疾病需要几十年才会发展出来,而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普及只是近几年的事。所以,如果这样想就比较可怕了: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试验,它也许会在公共健康领域引发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有没有犯下严重的错误?大约要过十年,答案才会揭晓。

从某种意义上讲,与之相似的一项研究,是屏幕时间对儿童的长期影响。我们可以有不祥的预感,但要再过很多年,结果才会清楚。至于接触哪种形式的数字技术是安全的,或者接触程度超过多少就有危险,我们同样无从知晓。

人们尤为担忧的一点,也是研究的一个焦点,是科技如何影响年轻人正在发育的大脑。

加里·斯冒(Gary Small),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记忆与衰老研究中心主任

我最担心的是年轻人,从出生到青少年时期,大脑都处在发育阶段。有一个过程名为“修剪”(移除受损或退化的神经元,提升脑部的网络联结能力)。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使用技术,这种能力有可能受到影响。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但确实让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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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间断地使用技术确实会影响脑部健康。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一旦长时间使用技术,人的记忆就会受到干扰,因为他们心不在焉,处于分心的状态。

据我所知,这方面还没有系统性的研究。你只能间接地看待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研究了各个年龄层出现记忆问题的频度。大约有15%的青年人反映自己的记忆力不好,这表明,分心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存在的。

积极的一面是,使用这些技术时,某些思维任务能锻炼人脑。一些研究显示,有的电子游戏和应用程序可以改善工作记忆、流体智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多任务处理技能。

苏珊娜·鲍姆加特纳(Susanne Baumgartner),阿姆斯特丹大学儿童、青少年和媒体研究中心

我正在研究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对青少年注意力和睡眠的潜在影响。我尤其关注“媒体多任务”的影响,即一边使用媒体,一边进行其他媒体活动,或是做作业、与人聊天。眼下,大多数青少年都有智能手机,能随时访问各种各样的媒体内容。

研究中,我们发现,(荷兰)青少年中,从事媒体多任务越是频繁的人,其报告的睡眠和注意力问题也越突出。这些人的学习成绩也更差。不过,这并不是说,这些结果一定是使用媒体所致。

研究睡眠问题时,我们发现,比起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社交媒体引发的压力更能预示睡眠问题。这似乎表明,与睡眠问题相关的,并不是社交媒体本身,而是青少年是否因为社交媒体的使用而产生了相应的压力。

因此,总体而言,我还是不太愿意下结论说,社交媒体的使用不利于青少年的认知发展。目前,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探索,通过长期研究以及更好的测量手段(比如追踪智能手机行为,而不只是依赖青少年的自述),真正去探究这些影响。

另外,我们也不要忘了它的潜在好处。例如,研究人员发现,某些媒体形式,比如动作类电子游戏,可能有益于认知能力。

伊丽莎白·英格兰德(Elizabeth Englander),马萨诸塞州攻击性削弱中心创始人、主任

在实验室里,我们看到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青少年常常告诉我们,社交媒体的几乎所有特性都会让他们更感焦虑。

看到朋友在忙事情,他们会因为没有参加而感到焦虑;看不到朋友在忙事情,他们又担心被冷落。唯一不焦虑的时候,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在一种积极的氛围下,与朋友活跃交流的时候。但其余时间,焦虑感似乎是上升的。

这一点引人关注。这是一种互动模式,它有强大的奖励机制,牵制着孩子们的情绪。一个女孩曾用一个词来描述它:拴狗绳。

要证明手机和社交媒体阻碍人际交往,直接证据十分有限。但你这么想:人与人是怎么联络感情的?通过社交技能。而社交技能怎么建立?已知的方式只有一种——与年纪相仿的人,面对面交流。

当你所处的社会中,面对面的人际互动正被其他事物取代,那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猜测:社交技能的发展可能会受到影响。而现实似乎就是如此。

数字科技已经无时不在,在其风险与奖励之间,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平衡。

希瑟·科克瑞恩(Heather Kirkorian),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生态学系副教授

有一点很明确:数字媒体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么使用它。

涉及婴幼儿时,研究人员常常谈到内容和语境,也就是说,看数字媒体对婴幼儿的影响,要看具体是什么活动,以及房间里(或不在房间里)的大人是如何安排这些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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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我们也许会拿这样一些情境作对照:和长辈视频聊天与教育类电视节目;暴力类电子游戏与手指绘画应用程序。在一些情境下,孩子最容易从数字媒体中获益,比如,内容引人入胜、具有教育意义,并且跟孩子切身相关时;或者,孩子和他人一起使用数字媒体,比如有家长在侧,帮孩子理解屏幕上的内容,并结合到现实中的经历;又或者,数字媒体活动与脱离屏幕的活动相互平衡,比如户外玩耍、玩玩具、与大人一起阅读,以及睡眠充足。

换成青少年和成年人,研究方式也差不多。举个例子,看社交媒体的影响,就要看一天之中,我们是用它跟亲朋好友交流、获取社会支持,还是拿自己跟其他人的生活——通常是精心筛选的结果——作比较,并将自己暴露在网络霸凌或其他负面内容的环境之下。

类似地,判断电子游戏对注意力的影响,也要看游戏的类型,以及衡量的是哪一类型的注意力。

亚当·加扎利(Adam Gazzaley),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学教授

在信息暴露过度、奖励过于迅捷,以及一心多用的驱使下,数字技术对情绪调控、注意力和压力会有哪些直接影响?对此,我写过很多东西。这些肯定不是杞人忧天。

但我个人觉得,要说数字媒体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它最棘手的一面,是剥夺了我们亲近自然、与人面对面交流、参与体育锻炼,以及静下来内省的机会。

现在,我正在游览新西兰各地,并尽量少地暴露在技术环境下,以便专注于朋友、自然和内心。我发现,对于我大脑的健康,这些经历是那么重要。

尽管如此,我确实相信,技术可以提供不同寻常的机会,来强化我们的认知能力,丰富我们的生活。而探明这条道路,于技术和人类而言,都是下一个重大挑战。

企业应降低产品的成瘾风险。

伊森·扎克曼(Ethan Zuckerman),麻省理工学院公民媒体中心主任

每次一有新技术,就会有人出来说:“这会成瘾的,会破坏社会原有的样子。”这些顾虑背后,通常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但也有一些,是道德上的恐慌。

如何判断是道德恐慌呢?标志之一是,它的关注点通常是儿童,或者是性。所以,如果有人说,这是迷失的一代;或有人说,因为蓝牙的出现,青少年的性行为比例空前之高……这些都是道德恐慌的标志,而不是针对切实事物的担忧。

据我所知,硅谷的家教风气,就是故作疯狂的姿态:既然大家都靠说来彰显自己的美德,那我说得比你们更厉害;大家都给孩子定规矩,那我定的比你们更不可思议。感觉上,禁止孩子使用屏幕跟以上如出一辙。

大家爱听这样的故事,是因为你听完就想:“都是混蛋!既然知道不是好东西,怎么还接着做那样的产品?”然后,计算机科学家贾伦·拉尼尔(Jaron Lanier)这样的人就会出来说,“快戒掉社交媒体!它是有害的。”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不负责任——世界上还有几十亿人,他们显然不会照做,原因之一,是它已经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通信技术。这是他们与世界交互的核心。这年头,对于很多工作和娱乐而言,它都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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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想对拉尼尔说的是:改进才是正途。木已成舟。它也有很多有益的结果。没有人正经地提议把这一切叫停。

耐人寻味的问题是,真正的麻烦出在哪里?如何应对、改善这些问题?如何降低它们的危害?我们想从中获得哪些好处?

尼尔·埃亚尔(Nir Eyal),《上瘾:让用户养成使用习惯的四大产品逻辑》作者

技术就像大麻。

吸大麻的人里,百分之九十不会上瘾。但关键在于,总有一些人会滥用;如果一款产品足够好,足够有趣,有人上瘾是必然的结果。解决方案是剔除危害——要剔除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造成的危害。我希望企业能把那些“瘾君子”找出来,并提供帮助。

很多企业都生产致瘾产品。好消息是,你对这些产品的使用频率,生产者都一清二楚。所以,只要他们愿意,翻翻记录就知道了。他们可以说:“谁要是每周花三四十个小时使用我们的产品,我们就得联系你了:‘我们能做点什么,来帮您节制您的行为吗?您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跟一个遭受成瘾问题的人相似。我们怎么才能帮助您呢?’”

而且,事实上,这还能促进平台的改善。这对他们自己也有好处。据我了解,有些公司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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