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京津冀一体化好啊，我们感到有盼头了。”贺杰说。

三月底，当保定副中心的传言一夜响彻中国时，对于大多数河北省的基层官员，还来不及消化这样的大消息，即使是京津冀协同的本质内涵，也很少有人说出个一二。但保定市满城县旅游局的办公室主任贺杰的直观感受是，北京和保定市，一定会在交通基础设施上加强对接，这样，满城的汉墓，就可以更好地推荐出去了。

对旅游市场的分割，或许最能体现中国行政区划的界限所在。对于本就属于一个区域的京津冀来说，山水相连、风俗相近。包裹在河北之内，北京和天津的旅游客源，更多是在自有的体系内循环运转。北京的游客来自全球，如何将这些客源吸引到河北周边，河北的一些县市，可谓动了多年的心思。

但这种努力，成效并不显著。各自为政的旅游市场，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即便是近在咫尺，不同景点之间，只要跨越了行政区划，就难以有效对接。满城虽然有享誉中华的汉墓，但能迎接到的北京游客比例很小。现在，当京津冀一体化被赋予新的内涵和使命之时，贺杰的理解便是：在旅游市场上，来自北京的游客会多一些。

“副中心”之争

140公里，这是保定城区与北京的距离。20公里，这是通州主城区距离北京天安门的距离。在保定之后，关于副中心的猜想，成为了最有悬念的话题。这是因为，在北京产业和功能外溢之中，总会有一些城市成为重要的承接地，即便不顶上“副中心”的光环，前景依然是可期待的。

保定市城乡规划局的一位官员曾告诉记者，虽然中央层面的整体规划尚未出炉，但保定在承接北京功能和产业转移上，无疑是最得天独厚的。这位官员这样解释，相比于通州，保定的优势正是在于距离。

因为从城市群的科学布局来说，主城市和卫星城市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空间距离，中间有绿化隔离带，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大城市病。而如果选择将主要功能疏解到通州，则无益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北京主城区与通州实际上已经连为一片。

这位官员还说，而保定之所以在前期的调研中深受青睐，就是因为在空间距离上，保定与北京和天津呈现正三角形的布局。这样的形状，甚至也优于廊坊，因为廊坊与北京和天津处在同一条线上且距离较近，会呈现出一个带状的城市群布局。

这样的观点，在通州市很多官员看来，空间距离，正是保定的缺陷所在。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观点无需驳斥。因为通州与北京主城区的距离，正是天然的地缘优势，便捷的交通网络正在形成。

4月3日的调研中，郭金龙指出，通州要充分发挥区位和地缘优势，找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自觉把工作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中，进一步与武清、廊坊深化合作，加强区域规划对接，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加强构建区域高品质宜居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动，努力实现更大作为。

郭金龙指出，在产业发展上，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讲大局，看长远，为可持续发展腾出更多的资源和空间。要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大力发展与城市副中心相匹配的高新技术产业，形成高端引领、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产业发展模式。同时，要认真做好人口调控，把转方式、调结构的效果在人口调控上体现出来。

协同的内涵

在新的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在居于核心的北京有意识地疏解和转移之下，天津和河北、抑或是北京的通州，除了既有的竞争关系、合作关系，还被赋予了“协同”的内涵。

在原有的区域竞争格局下，对很多产业而言，都是一窝蜂而上。可以说，不仅是天津与河北本身之间，即使是在天津的一些区县之间，河北的一些县市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当竞争和合作在互相交织中，更具包容性的“协同”，将如何破题?

2012年，河北推进沿海发展战略，在产业的规划上，就遭遇了天津这个渤海湾港口中心的强烈挑战。秦皇岛港作为北方煤炭输出的枢纽，近些年遭遇天津的挑战，天津港也在大力发展煤炭运输，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环渤海圈港口的恶性竞争。

这种在地缘上形成的竞争关系，无论怎么探讨合作共赢，也无法打破固有利益格局。一些河北的官员甚至说，要改变这个局面，除非打破既有的行政设置，把河北归到天津、或者把天津归到河北，没有顶层设计，协同就是空话。

在今年两会期间，河北省省长张庆伟这样叙述天津与河北的关系：津冀同处渤海湾，河北3个港口通过能力居全国第三。河北与天津携手，首先应该与河北的港口优势整合起来，把沿海优势变成京津冀的整体优势。

天津曾作为河北的省会历时8年，固有的历史渊源之下，两地同在一个生态区域内。张庆伟说，在生态环境建设上，京津冀在大气、水资源等方面已建立共同治理的工作机制，今后仍要加大力度。

协同之于河北，仍然是服务大局。在治理环境污染的强大政治压力下，河北省面临伤筋动骨的产业调整。今年3月份，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鹰曾这样描述河北压减产能的压力，未来5年，已经迅速启动的6643工程，将影响河北60万人就业、影响税收收入500亿元。

而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则更多强调，河北要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上，想问题，办事情，要大气不要小气。在谈及产业转移时，周本顺强调了两个重点，一为造平台，二为建机制。

其中，造平台，就是重点发展生态环境好、商务成本低、生活质量优的周边城市和中小卫星城市，发展产业集聚区，来承接首都的产业转移。而建机制，就是在河北省级层面，建立一个协调机制来对接北京和天津，保障协同发展顺利推进。

首都经济圈3.0

京津冀协同，必须解决双向合作的问题。河北省科技厅高新处副处长张春明说，这么多年以来，河北对于京津，仍然是输出大于吸纳。河北的很多产业，被天津和北京吸纳，虹吸大于辐射。

虹吸大于辐射，是河北面临的历史命题。早已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北京，像磁场一般吸纳了周边区域的人才、资金，在水资源和生态建设上，又长期形成对周边地区的制约，形成了世界罕见的环首都贫困带。

北京与周边的落差日益显著，也在制约着环渤海地区整体的发展速度，而京津冀协同发展隐含的一个目标，就是消除北京单向的虹吸效应，变吸附为辐射。

不过，在中关村海淀园产业规划处副处长舒毕磊看来，从2012年开始，海淀区企业外移，已经成为了一种自发的现象，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2013年初，北京市海淀区政府逐步认识到，企业外迁，正在市场的导向下，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而这种产业转移是双向的，一些企业希望迁出去，有更大的空间发展，而另一些更加高端的产业，则希望进入海淀区。

为了顺应这种潮流，中关村海淀园与河北省秦皇岛市，已经签署了园区共建协议，引导一些意向性的企业向秦皇岛转移。京津冀三地战略对接合作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是核心是产业层面的对接。三地之间仍然是体现为一个有梯度的层次关系，从三地位势来讲仍然体现在北京居上、天津次之、河北更次之这样的一个梯度，这个梯度是由各自所拥有的资源、区位以及产业基础决定的。

如今，围绕着这个梯度关系，更受行政力量主导的批发市场——诸如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的外迁，已经开始启动。虽然河北省在承接各类批发市场的问题上情绪复杂，但作为承接北京功能转移的一个方向，河北几乎无可选择。当然，在此之外，更加高端的高科技产业——中关村的诸多高科技产业，无疑是河北省渴求并极力争取的产业。

但是，在园区共建协议之外，政府引导与市场决定，正在左右着企业搬迁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后者的力量在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对于北京中关村的一些高科技企业来说，转移的方向，并非一定是沿着地缘上的梯次关系，就近选择转移。近两年，高铁的开通极大改变了不同区域之间的时空距离。现实中，沿着京沪高铁，很多高科技企业一直走到了长三角，到苏南地区落户。另一条线，则是沿着京津城际，迁往天津滨海新区。

这让河北的一些官员颇为不平，但经过调研，却实实在在印证了这样的差距。比如一项高技术成果如果需要转化，苏州、无锡立刻能拍板，能立即给予资金支持;天津滨海新区也是政策高地，方方面面能匹配出好的政策。反过来看河北，在政策匹配上差距不小，在竞争中自然居于下风。

包围京津的地缘优势，在实际的市场行为下，并非看上去那么美。今年2月份，在中关村杂志社举办的“京津冀三地战略对接与合作”研讨会上，张春明说，河北和京津的落差必须缩小，如果落差太大，河北就承接不了。所以，怎么在京津周边，在沿海地区打造几个局部的政策高地，这是我们要考虑的。

在张春明看来，守着北京天津两地，河北的高端人才流失非常严重，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把人才先协同起来。光产业转移是不够的，围绕主导产业，必须要有一些研发机构有目的地转移过来。而对于河北的诸多园区来讲，首先需要产业聚焦，不要全面开花。

张春明说，不是说环北京所有的园区都要跟北京进行高端资源的对接，我们需要打造一到两个平台稍微高一些的区域，即能够跟北京及中关村进行对接的这种园区，营造一个更加优越的环境，只有环境更优化，才能吸引更多的中关村的资源。

第三增长极的可能性?

实际上，早在十多年前，河北省就提出，共同建设起京津冀城市群，使城市群能够消除一切障碍，优质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各个城市之间共享发展的机遇，真正成为中国引领第三增长极、环渤海增长极的龙头。

但光阴易逝，作为第三增长极的京津冀，在全国的经济版图上并不显著。当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力量过于强大，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成为现实。在首都经济圈3.0版本即将推出之时，如果单纯将京津冀协同理解为北京的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或许太过简单。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这样认为，京津冀一体化提出的时候，正是中国改革深化的时代。京津冀三地的科技园区在科技合作、产业升级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建设为一个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与美国硅谷叫板的经济增长极。而要完成这个目标，要靠深化改革，而不是要单纯依靠规划。

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陈智国说，对于北京周边区域而言，也要转变思路，摆脱依赖心理，挖角心理，真正借助北京的资源，立足区域需求，共同营造全国乃至全球最优的环境，共同把蛋糕做大，面向全国乃至全球集聚资源。

王德禄说，如果说30年前的改革，是把老国企视为存量，民营企业视为增量，通过做大民营企业，激发民间资本来创造了奇迹的话，那在新的互联网思维之下，新的产业业态将全面替代过去，过去的所有企业都是存量。而京津冀三地一体化，不在于相互转移了多少功能和产业，而在于能否联手打造出高水平的工业园，培育世界级的新兴产业和企业。新业态是京津冀合作的关键，如果一个产业没有业态创新，企业没有商业模式创新，没有产业链的创新，只是单纯地迁移工厂，就是招商引资招落后。

在创新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京津冀的战略对接，应该从战略层面提高，打造成国家的战略示范特区。而这个特区，要突出创新合作导向，不是简单的成果转化，不同于长三角区域的制造业布局，而是要注重提升产业合作的技术水平、产业链环节，形成大区域的产业分工协作格局。

“我觉得京津冀合作如果成功了，可能会比长三角的成功还要厉害。”王德禄说，因为京津冀地区，仍是中国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