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放权

 10月11日，太原市某国企的工作人员小康，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提交材料，这里的办事环境，令他有几分错愕。

整个大厅，像一个繁忙作业的车间。他准备的材料，经过引导，交到了统一接受审批件的工作台。材料扫描后，工作人员告知他，申请材料已进入审批流程，会由他们转交相关部门，从大厅的屏幕上，可以查询到他所办事项的审结时限。

小康办理的，是一项建设工程的相关证照。这属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是行政审批中环节最多的，需经历立项、规划、用地、施工四个阶段，涉及规划、国土、住建、发改、环保等部门，经历80多个环节。在2012年以前，这样的审批事项，累计办理时限是310个工作日，按照以往的经验，两年跑下来，算是快的。

这次，小康得到了清晰明确的答复，经过“并联办理、限时办结”的流程改革后，小康办理的事项，只要材料齐全，累计时限不超过45个工作日。

“并联办理、限时办结”指的是同一个审批事项，过去由多个部门依次串联办理的，现在多个部门同时办理，并在规定时限内办结。目前，以简政放权为目的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正在全国拉开序幕，处于中部省份的山西，加入了这场改革竞赛。9月初，2012年曾消失的“人口调控”被重提，批发市场的外迁被认为是调控的新招。

政务大厅曾虚设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于山西，有着特殊的意义。2012年，山西召开了世界首届晋商大会，以此为契机，山西谋求经济结构转型，展开了万亿大招商。但彼时山西的投资环境，被众多晋商所诟病。长期以来，山西单一的经济结构，养成了山西省各级政府重审批、轻服务的体制沉疴。

吃拿卡要的官僚作风，在山西颇为普遍。山西省政协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刘道友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批评说，山西各部门，已经习惯了抓权不放。政务服务中心虽然早已成立，但长期沦为摆设。

政务服务中心也被称之为“政务超市”，即把各个政府部门对外审批集中到一块，进行一站式办理。这种模式肇始于浙江和广东，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被全国各省纷纷效仿。

2003年，太原市正式建起政务服务中心。那时，郑润林被调到这里，担任政务服务中心的主任。10年之后，在山西省，从地级市政府到县级政府，各级政务大厅纷纷成立。

物理式集中解决了门难进的问题，脸色态度好了一些，因为毕竟是公开透明的窗口，互相之间有比较。但物理式集中办公之后，政务服务中心应承担什么功能，定位依然模糊。“这涉及到深层次的问题。”郑润林说。一些规定，在制定之初就互相打架，互相牵制。最为普遍的是互为前置条件，办一件事，甲部门让乙部门先盖章，乙部门让甲部门先盖章。各个委办局的办事流程虽然都实现了信息化，但往往只是部门内部的信息化，在部门与部门之间，还存在一堵看不见的墙。虽然同在一个大厅，但大家还会推来推去。

所以，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事并不好办。即便是单个部门内部，涉及同一项目的审批，往往因人设事，审批流程被肢解分散在每个处室，人人都把握一个审批的环节，人人都拥有了签字的权力。被派驻到政务大厅的人，只负责其中一个环节，其他的管不了。所以，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功能，成了“只挂号不看病”的收发室，逐渐变得可有可无了。

到了后期，因为政务大厅是个窗口，对公务人员的行为约束更严，起码不能随便脱岗。所以，官员们都不愿意来，就派驻一些居于闲职、甚至下属事业单位的人来值班，政务中心逐渐成了空架子。“你不给我权力，我没法儿干，也没事儿干。”郑润林说，一段时间，政务大厅成为被人嘲讽的对象，来办事儿的人很少，公务人员们常常扎堆聊天或者上网娱乐。

“二局长”的尴尬

经过2012年一年的改革，太原市初步看到了改革的成果。据统计，2012年，太原市政务服务中心共受理了行政审批事项100342件，较2011年增长75%；在时限内办结99059件，较2011年增长68%。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太原市政务服务大厅随机采访，来办事的人多数表示，审批的速度明显变快了。

如今太原市政务服务中心人流密集，各个办事窗口前都排着队。经济观察报记者见缝插针地与市规划局首席代表李云春交谈了几分钟，就已经有三拨人在等候。

这些代表着各局“脸面”的首席代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局首席代表形容自己是处于“风口浪尖，如履薄冰”。没有派驻到大厅之前，虽然也有审结时限，但作为一个处室来说，总是有办法可以调控的。比如，总能挑出一些问题不接件，这就不算在审批时限内了。现在，接不接件不由自己说了算，倒逼着自己必须完成。

审批一个项目，要吃透所有的相关政策，“动辄就是一本厚厚的材料，你全部翻一遍得多少时间？”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首席代表反问，“签了字，就得对一个项目终身负责，怎么敢轻易就签？”现在，除了规定的论证会、联审会，首席代表们召开得最频繁的就是业务会，向负责项目前期调查的人了解情况，掌握项目的来龙去脉。

太原市规划局派驻到政务中心的首席代表李云春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整个规划局的审批，可以说是围绕着自己来运转的，原来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现在他不得不通晓规划局的全部业务，工作的繁忙程度大大增加。而对于涉及固定资产投资的项目，因为是多个部门并联审批，还得积极联系其他部门，以免超过时限。

郑润林表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首席代表们逐渐进入状态。但高强度的审批工作还是让很多人吃不消。去年，有两个局的首席代表，因承受不了压力，提出了调离的申请。

最关键的问题是，处长们干了局长的事儿，如果审批出了问题，相应的责任谁来承担？这成了改革之后棘手的问题。“改革是系统工程。”李树忠说。今年，太原市某个加气站的建设，出了一些问题，涉及到追责。实际上，首席代表是按照标准批的，一个项目出问题，企业自身的操作、资金的配置、具体的施工，都可能是原因，并非“不该批而批了”，而是后期监管的问题。在整个政府的服务体系中，“重审批，轻监管”的思维，还没有根本扭转。出了问题，人们会习惯性地追问，这个项目是谁批的？所以，每天签字的首席代表们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在柳林县，审批专用章也遭遇了一定难题，一些涉及向上级部门申报的项目，专用章得不到承认。

另一重压力在于，这些处在改革最前沿的首席代表，级别和待遇都不变，但相当于总揽了局里其他处室的权杖，成为“二局长”。除了要面对政务中心苛刻的考评，还可能要面对局里同僚的另眼相看。再者，平时回去得少了，感情沟通没有了，旧有的绩效考核体系也难以再准确评价。

李树忠希望，改革前沿的政务服务中心，能成为官员的摇篮，增强其本身的吸引力，不然没人愿意干这个“费力而未必讨好”的事儿。经过一年多的历练，派驻的政务服务中心的两个处长，如今已经获得提拔，成为了各自局里的副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