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化危机加重 中国制造业升级艰难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但目前制造业出现美资回流的趋势,产业空心化危机也日渐加重,同时产业升级也十分艰难,亟待改变。
“我们的确把在中国广东的一项外包业务迁回了美国本土生产。”家电厂商美国惠而浦公司大中华区相关人士证实,该公司旗下Kitchen Aid品牌手持式搅拌器的生产业务去年已转回美国,且该公司还在考虑将更多小家电生产迁回美国。
不仅如此,某跨国公司今年也不再选择中国厂商作为其零部件供应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实施近三年来,英特尔、福特等世界500强公司可能将部分生产岗位迁回美国,宣布未来数年的巨额本土投资计划,资金回流美国迹象初现。
据前瞻网记者了解,从目前情况来看,欧美国家再工业化对中国的冲击还是“雾里看花”,只在部分地区零星出现,具体影响以及能否形成长期趋势尚待更详尽的评估。但美资回流揭开了中国制造业升级路长且艰的“冰山一角”。短期看,中国制造业遭遇经济下行、出口疲软、用工成本上升等近忧;长期看,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前有欧美国家力推制造业复兴,占据产业链高端、把控先进技术的阻击,后有东南亚、非洲国家以低成本生产优势掀起工业化浪潮的追赶。他们建议,调整产业政策,推动传统制造业向精细化生产转型,同时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美资零星“回流” 集中“逆流”难现
制造业回流美国条件初具,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外商投资企业大规模撤出中国的情况。欧美再工业化对中国吸收外资的影响尚需进一步观察。
惠而浦公司大中华区相关人士表示,惠而浦将部分业务撤回美国主要是响应美国政府提振就业的一系列政策。
惠而浦在美国格林威尔设有主要生产KitchenAid品牌立式搅拌器的工厂。该搅拌器体积较大、定位高端,零售价格至少在230美元,没有外包到海外去生产。因此,将零售价39美元左右的手持式搅拌器迁回本土,惠而浦可以利用现有的工厂以及供应商。
此外,迁回本土可以更及时地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如果零售商突然提出想要不同颜色或不同设计的产品,惠而浦能够在一两周之内交货,而之前从中国工厂生产并运回调整后的产品,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惠而浦此举并非孤例。据前瞻网记者了解,福特汽车公司陆续从中国、日本和墨西哥撤回了部分岗位,并计划到2015年在美国本土投资1600亿美元;英特尔公司不断在美国本土的生产和研发砸入重金,未来5年,英特尔和IBM等公司计划联合投资44亿美元在纽约建立半导体研发中心,研究下一代芯片技术。此外,一些小企业已经或打算迁回美国生产。比如,某耳机厂商、照明器材商已将部分或全部业务从中国迁回美国。
根据美国咨询公司埃森哲调查,受访的北美制造业经理人有约61%表示,正在考虑将制造产能迁回美国,以便更好地匹配供应地和需求地。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宋颂兴认为,制造业回流美国已初步具备条件。首先,从美国来看,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制造业振兴政策,其效用开始显现。其次,从跨国企业来看,他们也需要调整战略,平衡市场风险,不能把重心集中在一个地区。再次,从制造业来看,其发展趋向于高新技术和制造业相结合的模式,相较于中国,美国在人才、技术等方面明显占优。
商务部副部长王超表示,目前再工业化对我国吸收外资的影响还未显现,但其影响肯定存在,尚需进一步观察。
“从江苏来讲,无论是从面上,还是从点上,目前都找不到欧美再工业化冲击的迹象。”江苏省商务厅外资管理处处长王存说,“我看到有报道说卡特彼勒回归美国本土,但在江苏,卡特彼勒是扩大投资的。”
卡特彼勒今年3月宣布提升在徐州生产基地的液压挖掘机产能,并计划于2014年初开始生产轮式挖掘机。
王存说,从目前个别撤资的中小项目来看,这些项目基本上来自亚太地区,主要是因为市场环境变化、公司自身问题撤走的,且规模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在王存看来,外资特别是在中国发展了多年的外资企业做出撤出决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企业面临的市场如果是中国市场、亚太市场,怎么可能撤回美国生产再运回中国销售呢?其次,企业生产需要一个庞大的供应链,你想走,别人(供应商)就会跟着你走吗?”他反问道。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锐降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再工业化冲击魅影的说法,王存说,从数据上看,今年以来,江苏省实际吸收外资尽管同比有所增长,但增幅比去年有所收窄。这主要是受经济下行的影响,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不存在必然关系。而且,尽管目前外商投资的项目数是减少的,但外资对单个项目的投资金额是增加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外商投资更趋谨慎,另一方面反映了外商对看好的项目会加大投入。那些在中国有较完整产业链的跨国公司,目前在江苏的投资便呈现这种趋势。
根据统计,1-5月,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211.76亿美元,同比下降4.7%。其中,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571家,同比下降4.52%,实际投入外资金额12.89亿美元,同比增长0.29%。
经济分析师同样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下滑主要是经济不景气导致资本避险情绪严重,使资本输出国减少了对外投资。从资本输入国来看,欧美再工业化对资本输入国短期影响显现,但这种影响较为有限和短暂,待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后资本流入会出现好转。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也强调,根据商务部监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外商投资企业大规模撤出的情况。
中国成本优势渐弱 资金“回流”明显分化
在成本、技术、市场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回流的美资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特征。
“跨国公司主要根据三个因素来考虑是否选择中国作为其产业链中的一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说,“一是要素,即哪里便宜去哪里;二是技术,技术是否先进,配套设施是否完善等;三是产业文化氛围。”
正因为如此,尽管中国劳动力价格依然大大低于美国,但由于美国生产自动化程度更高,工人生产效率更高,一些美资企业迁回本土生产后可在不同程度上对冲人力成本的差距。
比如,在惠而浦的格林威尔工厂,工人一般每小时工资大约在12.4—16.5美元之间,外加福利。而在中国东部地区,工人每小时工资水平在3.4—3.5美元。不过,惠而浦通过提高自动化生产、精简生产线员工、与供应商协作等方式压缩了成本。
实际上,让业内最关心的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同比名义增长18.3%,增幅提高4.2个百分点。不少经济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
据前瞻网记者了解,由于中国工人工资的上涨,以及生产率的提高落后于工资增长,到2015年左右,就多数面向北美消费者的商品而言,其在美国部分地区生产将会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
该报告认为,在普通的中国工厂,工人工资和福利正以每年15%到20%的速度增长,这将导致中国相对于美国低成本州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由现在的55%骤减至2015年的39%,而美国工人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此外,对于很多商品而言,由于运输、关税、供应链风险、工业地产以及其他成本都被完全考虑进去了,因此,在未来5年中,相比美国的某些州,中国制造工厂的成本节约空间会变得更小。报告认为,在未来5年中,对于多数销往北美市场的商品而言,相比美国部分地区,在中国沿海城市建厂只能减少10%-15%的生产总成本。如果制造商的产品定位为北美市场的话,那么在美国投资建厂将会是最佳选择。
在成本、技术、市场等诸多因素影响下,美资“回流”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特征。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宋林飞表示,目前再工业化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尚不明显,但某些行业的回流应值得关注。首先是受市场影响较大的行业,比如产品是面向中国市场销售的,那么外资回流的可能性较小;面向美国市场销售的,回流的可能性较大。其次是受要素成本因素影响较大的行业。美国政府推出各项鼓励政策,鼓励企业回归本国创造就业,资本在综合考虑成本后若能盈利,那么回流将是必然选择,否则企业不会因政府行为而发生改变。
业内人士说,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从中国回流的企业多是一些中小型制造业零部件生产企业。这类企业对产品的质量和时间要求较高,而对人力需求不高。从地域上看,位于中国沿海城市的企业回流较多。随着沿海城市各种成本的上升,这些企业考虑将厂址迁至中西部,但此举会导致更高的运输成本和丧失在主要沿海城市已形成的工业群集优势。因此,回美国本土生产的选择可能更佳。
某供应链管理专家表示,对于诸如重型机械在内的体积很大或是分量很重的商品而言,回归美国生产的可能性较高。因为相对价格而言,这类产品的运输成本很高。其他可能回归美国生产的商品包括,经常需要依照消费者要求来改换颜色或款式的昂贵商品。
金碚强调,美国推行再工业化不仅仅是为了创造国内就业、改善贸易不平衡,更重要的是力图保持制造业技术的全球领先地位。这些产业有的是美国国内本来就有,有的是在政府鼓励政策下回流的。这类产业的回流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将中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布局转回美国,除了加工环节回流外,很多供应商也有回流迹象。
“应该说,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两年多来是有效果的。”金碚表示,有一些企业确实回归美国本土了,有些产业的推进步伐确实比过去快了,如新能源、低碳等新兴产业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发展。“但这种回流不是大规模的,毕竟中国还是有优势的。”
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凌兰芳同样认为,制造业回流美国主要集中在一些高端制造业,但这种回流并不会成为“大规模现象”。但他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大力推进制造业复兴无疑将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我们的制造业在向上爬的时候,原本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通道,但现在他们把这个通道拿走了,自己发展。这就加剧了中国制造业升级发展的艰难。”凌兰芳不无忧虑地说。
近忧远虑双重夹击 中国制造升级路艰
全球可能步入新一轮工业化浪潮,中国制造业面临双重夹击。长期看,面临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把控先进技术,后起的东南亚、非洲国家低成本生产优势更为明显的远虑。
与凌兰芳持相同观点的企业家、业内专家不在少数。他们认为,美资回流揭开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路长且艰的“冰山一角”。在未来发达国家推进高端制造业发展;东南亚、非洲等国家迈开工业化初期步伐,中国等起步稍早的发展中国家步入工业化升级阶段的态势下,全球可能步入新一轮工业化浪潮。在这个格局中,中国制造业面临双重夹击。短期看,遭遇经济下行、出口疲软、用工成本上升等近忧;长期看,则面临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把控先进技术,后起的东南亚、非洲国家低成本生产优势更为明显的远虑。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表示,欧美再工业化的实质是发展先进制造业,走高端路线,以打造新的竞争优势,这是一种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现阶段中国也在进行结构调整,向中高端制造业发展,这样双方的制造业在中高端形成了竞争。“美国将利用其技术、产品等优势在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上做文章,制造贸易壁垒。”他说。
对此,金碚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美国推进再工业化,会因此而提出修改竞争政策和国际贸易规则的新主张,力图使国际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更有利于美国发展现代化的高成本和高清洁的制造业。这将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例如,重视低碳;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且对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采取不利的竞争政策。”
“但是在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局部地区出现了‘去工业化’的倾向。”金碚不无担忧地说,“大量的资金更多地投向了房地产和金融领域,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加大。”
“对此,中国工业发展面临必须科学判断和作出重大战略抉择问题:中国工业已经发展到一些工业部门成为夕阳产业的阶段了吗?当建立了庞大而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后,下一步的方向是‘去工业化’还是继续发展新兴工业?”金碚说。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表示,前些年,大量资本涌向房地产、金融等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发展缓慢。现在最关键的是调整政策,鼓励发展实体经济。
“应该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决策层有很大的启发。决策层早就提出发展实体经济,但实体经济的概念有所泛化,很多产业都自认为是实体经济。而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明确了实体经济的主体是工业。”金碚说。
金碚表示,现在谈论中国制造业向其他国家大规模转移为时过早。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绝不在于“放弃”,而是“强化”。向更加发达的工业体系发展,使各工业部门(包括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都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中国工业体系变革的迫切要务。
金碚认为,对中国而言,新兴产业有两类:一类是对发达国家而言是传统产业,但对中国来说是新兴产业,比如飞机、高端机械等。这类产业中国还远没有站到其制高点,需要大力发展。另一类是在发达国家也没成气候的产业,如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第一类新兴产业是人家走过的,目标很清楚,中国需要继续努力投入才能达到。”金碚说,“第二类产业的确定性不大,未来的新能源究竟是什么?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路线到底是什么?发达国家也没有明确。从发展路线不明确这点来看,中国和发达国家可以说站在十分接近的起跑点上。”
张燕生则表示,尽管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高端制造业上存在竞争,但中国传统的、低端制造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些制造业的发展,需要通过技术升级进行高效、精益生产,从而使每个行业的生产制造达到该行业制造的最高点,从而能够和德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相比。
宋林飞同样认为,传统制造业要向精致化迈进。“瑞士手表、德国双立人炊具、LV包等都是传统制造业产品,它们的生命力证明,传统制造业大有发展空间。”宋林飞说,中国的传统制造业提升空间就在于精致化生产。这种生产不完全靠高科技创造发明,而是要靠技术、靠技能、靠精工生产。而精工生产的关键还是靠发展教育,培养技工和高级技工。
“国家有必要调整对传统制造业的政策。”张燕生说,有些传统制造企业多年来的发展是靠国家给予一些优惠,导致这些企业慢慢丧失了创新、进取的潜力。现在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依旧期盼国家的优惠政策,会导致这些企业如“温水煮青蛙”般慢慢死掉;“国家政策应更多地向传统制造业中创新突出、精工生产强的企业倾斜。”
业内报告认为,美国制造业复兴并不能动摇中国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美国自身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足以确保其在制造业中的地位,全球制造业正面临一次新的行业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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