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族的没落——乡村传统社会体系的衰微

作者|张媚 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ID：DCThinktank)

图片来源：地扪生态博物馆资料库

基层乡村的行政管理体系结构主要由村组、村委会、和乡镇组成，这一体系作为当下乡村的主要管理体系，担负起了乡村的治理与维系工作，并为我们所熟知。

然而，其实中国的大部分乡村除了存在这一套行政管理体系之外，还存留着一套传统的社会体系，即房族(家族)社会体系。

这一体系更加悠久，是由我国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村落家族文化演变而来，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底，在封闭、稳定性极强的乡村环境中孕育发展起来的。

在《乡村中的“小家”，决定了经济社会这个“大家”》的调研手记中，我们提到家庭是乡村最小的细胞，而房族(家族)则可以理解为扩大了的家庭，这套传统社会体系，即是从家庭，到房族(家族)，再到自然寨。

其中，房族(家族)作为该体系的主体在乡村不同的时间进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地扪村就是一个拥有着32个房族的侗寨。

虽然当下，其房族体系被乡村中市场化、全球化、工业化以及信息化等因素不断冲击着，但由于部分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仍被保留，故此房族体系还是在该村起着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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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扩大

地扪侗寨有5个自然寨(母寨、芒寨、寅寨、模寨、维寨)，32个房族，其中芒寨有9个房族，寅寨有8个房族，母寨有7个房族，维寨与模寨分别有4个房族。

每个自然寨中的房族都有血缘关系，只不过亲疏有别，故地扪有同一个自然寨的村民不能通婚的规矩，因为他们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亲缘关系。

其中每个自然寨的房族原本只有1支，随着房族人口的繁衍，房族规模不断扩大。

为了稳定平衡房族的社会关系，每个房族按照各个家庭的亲疏关系进行分支，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规模。

如两年前，地扪村还是31个房族，其中芒寨有8个房族，而这两年随着芒寨某一支房族人口越来越多，于是又分出一个分支，发展到了9个房族的规模。

未来，在房族这一传统社会体系未被完全摧毁的前提下，地扪每个自然寨房族的规模还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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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衰落

房族规模的扩大与房族的功能影响力在乡村中并不成正比，可以说，近年来房族的功能正在不断地走向衰落。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提到过每个房族都会有一个或几个主理人，主理人自然形成，没有特定的称谓，后来为了有一个通识性的认知，大家将之称为“族长”。

“族长”作为一个房族的代表，他在房族中的地位作用，即反映了房族在乡村中的功能变化。

在乡村没有形成村组——村委会——乡镇这套行政管理体系之前，房族在村民的生产生活以及乡村的基层治理中，起着主导作用。

族长作为代表，充当着号召者、组织者、协调者以及判决者等多重角色，地位重大。

建国后，随着新的行政管理体系的形成，乡村资源分配的话语权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房族的作用随之衰落，甚至与新的行政管理体系慢慢融合，族长一度完全失声。

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后，房族这一传统社会体系在乡村中反而有了更大的活力。

族长在房族礼俗事务上，恢复了号召者以及协调者的角色。

此时的乡村处于传统乡村与新型乡村的过渡阶段，仍有部分村民保持着部分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

如地扪人的日常粮食、蔬菜所需基本可以自给自足，在建房、农忙以及办红白事时，也都还需要房族邻里之间的共同协作才能完成，房族在当下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房族这一传统社会体系真的会死灰复燃，这更像一种回光返照现象。

在新型城乡关系形成之前，房族体系还未被市场化、信息化以及城镇化等因素完全击溃的过渡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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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族传统社会体系的遗留问题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房族这一传统社会体系虽然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但其影响力正在走向衰微，不过，生存了上千年的它在衰落过程中仍旧出现了很多遗留问题。

尤其是处于当下的过渡阶段，于村民而言，这一形态还存在着，但是乡村中不同代际的人却面临着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资源与利益。

或许老一辈更适应于这一传统体系，而青年/孩子则与这一体系产生了矛盾。

当孩子想出外工作的时候，父母或许希望孩子能就近找到工作，方便照顾家里;也有部分孩子受这种熟人社会环境的影响，在生活、工作的选择上都会高度顾及周边人的认可度，从而人为地缩小了自己的选择范畴。

此外，除了上述问题，当新型的城乡关系建成后，这一传统社会体系不复存在时，其给村民精神上的影响还会存活在一到两代人身上，观念上的更新是需要时间积累的。

而这些短期内无法消除的观念所带来的行为反应，或许在与新的社会环境共存时，会发生新的问题与矛盾。

图片来源：地扪生态博物馆资料库

编者按：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民智国际研究院(ID：DCThinktank)，作者：张媚，民智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地扪生态博物馆执行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