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工作?

人神共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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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作者|人神共奋  来源|人神共奋(ID:tongyipaocha)

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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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的幸福指数

京东发布了一份特别有意思的报告《京东电器消费指数报告》,把家用电器作为衡量幸福感的维度,具体方法是这样的:

先让用户为自己所买的电器打分,范围从0到100,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是纯粹为了提高生活工作的效率,没有任何娱乐等提升幸福感的目的,那就是0分,相反,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提升幸福感,没有任何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的目的,那就是100分,以此类推50分就是幸福感和提升效率的目的各半,25分就是提升效率为主,提升幸福感为辅,75分就是提升幸福感为主,提升效率为辅。

最终的结果,最能提升幸福感的电器数码产品依次是游戏机、电视、音响、无人机、投影仪、相机、耳机和按摩椅,最能提升工作生活效率的电器数码产品是打印机、电脑、洗衣机、集成灶、剃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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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个品类有16个低于50,更侧重于效率,总体上而言,电器数码产品提升的是效率,其次才是幸福感。

跟这个结论相吻合的是报告中各城市的“电器幸福感”,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平均指数41.93,低于36城市的平均数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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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告还引用了哲学家康德的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引用这句话的原因在于,报告认为,有一些数码电器,为了让人们效率更高,从而产生更多的休闲时间;但休闲时间多了之后,又需要更多的电器去消耗这些闲暇时间,于是就有了游戏机、电视和音响。

这就是这份报告所主张的“从电器为人类提供劳动力,到电器与人类共生”,但我听着怎么像一个典型的“消费主义阴谋论”:一部分商家负责卖给你节约时间的商品,一部分商家卖给你消耗时间的商品?

逻辑是不错,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嘛。

游戏机是幸福感最强的商品,那怎么理解幸福感不怎么高的上海人和北京人,对游戏机的爱好却是全国第一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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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解,正是因为上海北京太讲效率,生活节奏太快了,人都被逼疯了,才需要游戏机去放松一下,在这种需求下,游戏机恰恰让自己变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牵强的解读,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康德的这句“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很容易让人误解,分清目的和工具(或“手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让我们来读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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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

“手段”最不容易产生误解。

你每天早上被刺耳的闹钟吵醒,胡乱在脸上折腾几下,叼着山东煎饼挤地铁上班,背着老板励志语录,跟HR争论报销比例,想着再赚1000万就财务自由了,不用受这鸟气了。

明明不喜欢工作,但看在钱的份上,你还是忍受着痛苦而工作,这种工作,很明显只能算是“手段”。

所以说,人的大部分痛苦,都是来自于手段与目的的背离。

但“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就不容易定义了。

有人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愿意加班,我愿意忍受低工资、苛刻的老板和无理的客户,这是不是目的呢?

在康德看来,是不是目的,要看你到底为什么喜欢?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的职业光环,光荣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教师、万众瞩目的明星——这就还是“手段”,职业成了让你生产自我荣誉感的“工具”,你还是免不了为了工作而痛苦。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一个崇尚的理想,比如要当医生,拯救苍生,当政治家,造福百姓——这仍然是“手段”,职业成了你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

照这么说,好像职业问题上,所有人都是“工具人”?也不一定。

有人说,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但我就喜欢搞钱,凡是能搞钱的工作我都喜欢,不搞钱的工作——我根本不会做的好吧?

这就不是工具人,而是“目的人”了。

有人会说,这跟前面说的“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不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前面,你不是“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你是为了“有钱可以不工作”而“忍受工作”,对于你而言,钱也是工具,是“不工作”的工具。一旦赚到了可以不工作的钱了,你就不爱“搞钱”了。

而真正“爱搞钱”的人,根本没有钱赚够的那一天,一生都将为了钱而工作。

钱=工作=人生目的

为了“不工作”而工作,这听上去拧巴,做了更拧巴,“工具”和“目的”的冲突,这才是你痛苦的根源。

康德哲学中的“做某事的目的”,实际上跟我们平时说的“做某事的目的”不是一回事。真正的目的是这样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以后要干这个,这个信念,越长大越坚定,高中以后就没起过要干别的事情的想法,从来没有想过……”

或者是这样的“毕业后换了几份工作,本来以为这一份也做不长,但从进公司的第一天,我就明白了,这里就是我换了那么多工作的原因,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

为什么康德对人生目的的看法这么古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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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道德的世界

因为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

甲:为什么要工作呢?

乙:因为要赚钱啊。

甲:为什么要赚钱呢?

乙:因为有了钱就可以不工作了,想做自己喜欢的XX事了?

甲:为什么喜欢做XX事呢?

乙:……

认为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找到答案的人,就太天真了。

有一部电影叫《盗梦空间》,筑梦师可以潜入你的梦中,人为植入一个信念。这么一来,就有一个问题:假如你一直有一个信念,你喜欢XXX,没有理由没有原因,那么你能判断这个信念是筑梦师植入的,还是你与生俱来的吗?

不能,因为梦的世界里,你并不真实存在,所以你不可能理解。

康德也有一个经典的比喻,某一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戴着一副拿不下来的有色眼镜,每一个人的眼镜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知道自己戴的是什么颜色的眼镜吗?

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都戴眼镜,就没有人知道真实世界的颜色。

有色眼镜就像《盗梦空间》里被植入的信念,被康德称为“先验道德”,这就是每一个发自内心的、与生俱来的道德观——这里的“道德”是中性词。

康德提出“先验道德”的意义在于,既然你永远不知道“有色眼镜”是什么颜色的,那就不要去浪费时间发现世界的真实颜色了,而是把“有色世界”当成真正的世界,一切遵守你内心的“先验道德”。

因为康德这里的道德是先验的,因此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受外界的影响。

康德的“先验道德”类似中国人最熟悉的王阳明的“心学”:确定了内心真实的想法,跟随内心去做事情,达到真正的知行合一。

无论是康德的“先验道德”,还是王阳明的“心学”,最难的都是要找到你真正发自内心相信的东西,好比——“你为什么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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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作为一枚70后,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还背过“大庆精神”。什么是“大庆精神”呢?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份内份外、不分前线后方,一心要甩掉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

很明显,“大庆精神”时代的“工作”,是一种目的而非手段,工作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应尽的义务,所以要求大家“不为名、不为利”,要求大家“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

这话听上说有点不切实际,但这才符合“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观点。

大家都学过,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各尽所能”,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所以,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中,人人爱工作,与金钱无关,人人需要工作,与地位无关,工作是人类精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是很像康德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虽然马克思的方法论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源于费尔巴哈,但其认识的内核却更接近康德。

为什么大庆精神要求劳动者“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呢?如果一件事是目的,那么这件事的本身就应该包含了全部意义,工作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工作的意义就是“先验道德”,我还需要知道为什么而工作吗?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但是,以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为转折点,劳动的本质就变了,劳动法的第三条规定: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到了这里,“劳动”不再是义务,而是国家应该保障的权利。什么是“应该保障的权利”呢?就是当我们完成劳动任务时,法律应该保障我们获得合理报酬等等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权利”与“义务”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我们不想工作或不需要工作,完全可以放弃劳动的权利——可放弃的是手段,不可放弃的才是目的。

“劳动”从义务变成权利后,工作就变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不过,社会主义的《劳动法》与资本主义的《劳动法》还是有区别的,《劳动法》特意留了两个口子,一个是让公务员不受劳动法的保护,所以公务员的工作不是手段,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崇尚目的,所以不存在996的问题;另一个口子是第六条“国家提倡劳动者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就是说,国家需要你无偿劳动时,你不能讲价,一讲价就变成“工具人”了。

让工作成为“人的目的”的门,仍然开了一条缝。

编者按:本文转载自聚集个人成长的微信公众号:人神共奋(ID:tongyipao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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