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太多家庭生活或爱好,只想拯救更多生命”:对话新晋级盖尔德纳奖得主管轶教授

生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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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聪  来源|生物世界(ID:ibioworld)

2021年4月7日,盖尔德纳(Gairdner)奖官网发布消息,香港大学讲座教授、汕头大学·香港大学联合病毒学研究所所长管轶教授、香港大学讲座教授 Joseph Sriyal Malik Peiris 获2021年度加拿大盖尔德纳全球卫生奖,获奖理由是他们 “深入了解亚洲各地新发传染病,尤其是人畜共患流感及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暴发源头和疫情防控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

加拿大盖尔德纳奖于1959年由加拿大盖尔德纳基金会创设,包括盖尔德纳国际奖、盖尔德纳怀特曼奖、盖尔德纳全球卫生奖三个奖项。奖励在世界医学领域有重大发现和贡献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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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德纳奖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1959年至今,共有403名科学家获得该奖项,其中 102名获得者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世界饱受新型病毒SARS-CoV-2的威胁,但是由于数十年来科研人员在研究其他传染病的积累,让快速理解和抗击SARS-CoV-2成为可能。

2021年度盖尔德纳全球卫生奖颁发给了管轶教授和 Joseph Sriyal Malik Peiris 教授,表彰他们在了解亚洲新发传染病暴发的起源和控制方面的贡献,特别是人畜共患流感和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

Cell 对管轶教授进行了访谈,讲述了管轶教授成为“病毒猎人”之路,以及在了解新型病原体及其起源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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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是什么使您进入病毒学领域的?在整个科研生涯中研究各种病毒的动机是什么?

管轶:我在博士期间的训练让我进入了病毒学领域,在此之前我做了10年儿科医生,专攻呼吸道传染病。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考并尝试去理解这些患者的病因是什么。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研究病毒的出发点是2003年SARS的暴发,该事件清楚地表明,许多病毒可能具有大流行潜力,而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的甲型流感病毒。我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亚洲大流行的防范”。尽管SARS和MERS提供了最近的最好的例子,但数十年来,在中国不同类型的动物中,一些甲型流感病毒谱系(H5Nx,H9N2,H7N9和猪流感病毒)已经与动物共生,我们必须仔细观察它们。

Cell:在研究未知病毒期间,例如与近20年前对SARS的研究相比,您克服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管轶:我认为,在研究新病毒时必须克服的最大挑战是田野工作(field work),这迫使我们创造机会来接触不同类型的动物并获得足够大的样本量。除了采样外,还必须了解哪种动物最有可能成为不同病毒的候选宿主。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始采样之前,就必须提出不同的假设。

我对SARS所做的工作就是一个例子,我的主要贡献是成功地确定了2003年和2004年暴发的SARS病原体的中间宿主。在访问采样点之前,我必须对市场中的哪些类型的野生动物可能携带SARS样病毒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必须确定需要采样的动物中可能的感染部位以及需要获取的不同类型的样品。

每当我们进行此类工作时,即使我们采取了标准的生物安全措施,我和我的同事也仍然需要承担许多风险。例如我和我的同事花费了9个月时间,对1300多只骆驼进行了采样,才得以确认单峰骆驼是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MERS)的中间宿主。

Cell:您在流感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您认为该领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管轶:我在流感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基于我的长期努力和坚持建设了中国最大的流感监测网络。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20多年,收集了超过一百万个样本。

我们有系统地定期抽样不同类型的家禽、猪和人。这使我们实验室不仅有机会了解不同病毒谱系中进化的本质,而且有机会发现导致病毒重组和种间传播的不同事件,这是大流行性流感病毒株出现的常见途径。因此,完成我的工作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不断地、系统地维护流感监视系统。

Cell:过去的一年里非常艰难,新冠大流行期间您实验室的研究有何变化?

管轶:2020年,全世界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冠状病毒大流行,整个世界都措手不及,缺少药品和疫苗。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尝试找到SARS-CoV-2的来源,这个工作至今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在这类工作上有很多经验,并且发现了穿山甲携带SARS-CoV-2相关冠状病毒,但是,SARS-CoV-2的真正源头现在依然是个谜。

现在,我们的研究方向已发生了一些改变,以尝试了解SARS-CoV-2在人体内的进化,并帮助筛选合适的候选疫苗。这对于提高人类疫苗的性能和开发抗病毒药物非常重要。

Cell:您之前在各种病毒中的经验对SARS-CoV-2的工作有何帮助?

管轶:之前我们团队成功确定了SARS和MERS感染人类的直接来源,也就是中间宿主。按理说找到SARS-CoV-2的中间宿主也不在话下,但是,我们在不同市场检查了许多类型的野生动物,却没有发现相关病毒的踪迹。

Cell: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对传染性病毒进行研究一定很有压力,您能给我们一些建议,是如何保持激情并应对工作中的高压力吗?

管轶:想着要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并使我们的世界更安全,保持这种想法就好了。

Cell:您如何平衡自己的生活和研究?

管轶:老实说,我没有太多的家庭生活或爱好,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和华南地区的三个不同研究机构中从事不同的研究工作。

关于管轶

管轶,1962年出生于江西宁都,现为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新发病毒性疾病学讲座教授及于崇光基金教授、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汕头大学·香港大学联合病毒学研究所所长、粤港新发传染病联合实验室主任,以及世界卫生组织H5参比实验室联席主任。

2003年,管轶团队率先分离出SARS病毒,并证实了果子狸是SARS的中间宿主,也是人类感染SARS的直接来源,之后他和钟南山院士一起上报,广东开始清除市场上的果子狸,有效遏制了SARS疫情的扩散。

2003年底,广东再次出现SARS疑似病例,管轶提议将该病例送往香港检测,很快测序结果证实为SARS,广东迅速动员,再次清剿果子狸,此次行动中发现了5例SARS患者,此后SARS再未出现。

此外,管轶教授还在禽流感、猪流感、MERS的溯源、进化、疫情防控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管轶与李兰娟院士、高福院士、袁国勇教授等人因“以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长大创新和技术突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2020年1月20日,管轶教授在接受财新网的采访后,遭到网民大量谩骂和攻击,但不久后,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大变,人们对管轶教授的评价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大家发现原来管轶率先对疫情做出的评估和判断是准确的。

但管轶教授并没有因为被责难而退出新冠研究,他和团队一直在汕头大学和香港大学联合病毒研究所中紧张工作,对新冠病毒及其引发的疾病进行系统研究,帮助当地医院筛查、检测,优化检测试剂盒与治疗方案,并参与对病毒的进化与溯源的研究。

2020年2月18日,管轶教授团队等在预印本 BioRxiv 发表论文,在穿山甲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相关冠状病毒,表明穿山甲是冠状病毒出现的潜在中间宿主。该论文后续正式发表在 Nature 期刊。详情:管轶教授团队等从被走私的穿山甲中发现新冠病毒相关冠状病毒

2021届盖尔德纳奖共有7人获奖,除了管轶教授和 Joseph Sriyal Malik Peiris 教授外,盖尔德纳国际奖颁给了 Mary-Claire King、Daniel J. Drucker、Joel Francis Hagener、Jens Juul Holst,盖尔德纳怀特曼奖颁给了 Elizabeth Eisenh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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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https://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21)00368-8

https://gairdner.org/2021-canada-gairdner-awards-recognize-world-renowned-scientists-for-transformative-contributions-to-research-impacting-human-health/

编者按: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生物世界(ID:ibioworld),作者:王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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