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反腐 | 今天，你“腐败”了吗？

（图片来源：摄图网）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 智本社社长

“公司，就是朝廷。”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就有权力斗争;有金钱，就有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近些年，互联网巨头掀起反腐浪潮。

阿里、腾讯、京东、蚂蚁金服、小米、大疆创新、美团、360纷纷举起大刀，砍向内部腐败。

今年可谓互联网反腐大年，整个行业就像达成共识一样高调反腐。

360董事长周鸿祎发朋友圈：“要用最锋利的刀子将这些腐烂的肉切掉。”

私人企业腐败问题，逐渐曝光于世。

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一般认为，腐败只会诞生于公职人员及权力部门。

其实，私人企业中，高管、采购、项目审批的贪腐、回扣、权力寻租、以权谋私、以权谋色以及权钱色交易，无处不在。

有权力，就有收益;有收益，就有成本。而腐败，也是一种成本。

从法学来看，腐败是犯罪问题;从伦理学来看，腐败是道德问题;从经济学来看，腐败是成本与收益之间度量的经济问题。

我们对腐败恨之入骨，老板为打击腐败而伤透脑筋。

但掠过道德的高地，透过法律的刚性，我们才能打开明灯，照亮腐败的阴暗面，看到更加真实的人性。

在腐败面前，在违法面前，在犯罪面前，人人平等，没有所谓的道德完人。

有的只是成本高低、收益大小的考量。

现实中，公司职员，人人都在寻租，或多或少。

现实中，老板打击腐败，也默许寻租，甚至纵容和利用腐败。

与公职人员相比，私人公司的腐败，是一组成本线之下的生产函数。一旦突破老板的成本上限，就变成一场危险的犯罪游戏。

本文逻辑：

一、人人，皆可能权力寻租

二、老板，或默许员工腐败

三、反复，因触发成本阈值

1

人人

皆可能权力寻租

一般认为，腐败多发于公职人员及公共部门。公权力，本质上是公共用品。公共用品，不是按市场交易来分配，而是按人为设定的规则来分配。

如此，越接近公权力，机会越大。或占便宜，搭便车，职务侵占，以权谋私;或监察成本高企，公共用品的供给效率与质量偏低。

作为私人部门，企业遵循市场法则，公平交易，价高者得，一分钱一分货，没法占便宜。

科斯定律说，只要产权明确，市场最终走向帕累托最优，不存在贪腐损失。

但是，为何现实中私企员工腐败频发?这不是打斯蒂格勒(科斯定律的提出者)的脸吗?

其实，劳动力市场，与商品市场、金融市场不同，属于一种特殊的市场。

你去士多店买盒面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搞定;你去快剪店理发，头发剪完，服务结束，扫码付款走人。这些契约达成简单高效、成本低廉且易于监督。

但是，如果你购买(雇佣)劳动力就没那么简单了。你雇佣一个佣人为你干家务、照看孩子，佣人的时间、体力、智力以及劳动产出，全部都在他自己身上。佣人需要花时间，每天照料孩子，打扫卫生，购买家用，交付劳动成果。月底，你给他支付劳动工资。

这种交易的成本较高，且富有隐蔽性。

佣人在劳动服务的时候，可能出现寻租问题。比如，偷懒，磨洋工，挑肥拣瘦，挪用买菜钱，不细心照料儿童，甚至打骂儿童，给幼儿喂安眠药。

这些行为，都是私人部门的权力寻租，大幅度提高交易费用，如检查成本，贪污损失。

有些雇主，出于谨慎在家安装探头，以监视雇员;设置会计核销账本，以防止雇员贪污。

如果你雇佣一群人生产手机，这事就更复杂了。

这时你得注册一个公司，雇佣会计、采购、质检、仓管、人事、销售、车间工人，负责采购、生产、物流、销售、客服等一系列经营活动。

由于资本密集，而劳动分散，资本容易对劳动构成垄断。但是，反过来，资本与劳动是“一对多”的关系，雇主无法与每一位劳动者签署不同的合同，确定不同的契约内容，监督每一个雇员的工作。

为了防止员工寻租，雇主就不得不成立一个组织即私人企业，制定统一管理制度;雇佣一批管理者，监督和激励员工;同时，还得设立监事岗位，监察管理者。

如果管理制度不完善、用人出问题，就容易引发员工寻租。

在20世纪之前，工人寻租问题极为严重。当时的工人“磨洋工”、怠工极为普遍，工人担心工作干多了，可能会使自己失业，宁愿少生产而不愿意多干活。资本家对此极为恼火，对待工人粗暴蛮横。资方与劳动的矛盾很尖锐。

拿着工资，不干活、少干活;工作时间拍拖、聊微信、刷微博、逛淘宝，都属于寻租行为。

19世纪末，工人出生的美国人泰勒开始琢磨怠工问题。1881年，在米德韦尔公司，他尝试了金属切削试验。

通过三万多次实验，耗时26个月、80吨钢材，他确定了机床、钻床、刨床等工作的最佳时间和刀具，获得了最佳加工效率。

1898年，这时泰勒已从事管理咨询工作，他帮助伯利恒钢铁公司完成了著名的“搬运生铁块试验”和“铁锹试验”。他给每一个岗位都确定了精准的劳动时间以及动作，得出了一个“一流工人”每天应该完成的工作量。

这个研究的成果是惊人的：堆料场的劳动力从400-600人减少为140人，平均每人每天的操作量从16吨提高到59吨，每个工人的日工资从1.15美元提高到1.88美元。

1911年，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掀起了科学管理革命，成了一代科学管理之父。

泰勒旨在解决员工寻租问题，主要是怠工。

他将机器、设备、工艺、工具、材料、工作环境尽量标准化，确定每一个流程环节、每一个岗位、每一个操作的标准化的动作及时间，以防止工人偷懒。

1913年福特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此后，工人的岗位、动作、时间，都与流水线标准化地匹配。流水线速度越快，工人的操作动作必须越快。

此时，工人被“机械化”了，被机器“绑架”了。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分工时就提到过，分工可能导致智力退化。于是，斯密和泰勒都遭到了批判。

泰勒还将职能管理从具体的劳动中分离出来，设置了从经理、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计划职能式”科层管理。

泰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那就是计件工资。

1895年，他在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发表了《计件工资制》。

他实行计件工资，超额劳动，超额报酬。他认为，工资支付的对象是工人，而不是根据职位和工种，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工资应尽可能地按他的技能和工作所付出的劳动来计算，而不是按他的职位来计算。

这一点，抓住了劳动市场的本质。

在此之前，雇主将雇佣对象界定为劳动者的时间。因为工业时代，以体力劳动为主，劳动时间与产出呈现明显的正相关。于是，资本家想尽办法增加劳动时间以提高产出，而劳动者尽可能“磨洋工”。

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小穆勒都坚持劳动价值论，将劳动时间视为商品价值的核心。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劳动工资上涨，刺激生育率上升，劳动供给增加。”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密的预测是错误的。为什么供求定律失灵?

其实没有失灵，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提供的不是劳动人数和时间，而是劳动产出。生育率下降，劳动人数减少，但劳动产出未必下降。因为智力劳动起作用了，正如一个爱因斯坦顶百万雄师。

所以，计件工资，抓住了劳动产出这个核心。你给我制造出多少产品，我给你多少钱。至于你是否偷懒，是否泡妞，工作八小时，还是十二小时，我不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两不相欠，各得其所。

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指出：“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合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

如此，寻租问题似乎迎刃而解。

泰勒的科学管理应用到了很多大型工厂中，托拉斯企业的效率大幅度提升。这震惊了当时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市场是最高效的，没有想到托拉斯内部的计划也如此高效。

1890年，美国颁布《反托拉斯法》时，其实经济学家并不支持，不少人都认可托拉斯的效率。

后来，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的科斯，到美国考察托拉斯工厂，他被大型工业组织的计划效率震撼了。受泰勒和奈特的启发，科斯敏锐洞察到了企业存在的理由，即计划管理降低了交易费用。

但是，科学管理只是增加了寻租成本，并没有解决寻租问题。

首先，计件工资带来不稳定性。出于稳定产出的考虑，雇主必须支付基本月薪，以长期雇佣工人，而不是只雇佣不稳定的计件工人。

1886年芝加哥大罢工后，美国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超过八小时工作，雇主要付出额外的报酬。这样雇主的用工成本可能增加，计件工资不一定划算。

其次，企业的经营管理，要比计件工资复杂得多。很多工作，尤其是管理、科研工作难以标准化，也无法实行计件工资。

第三，如何监察管理者，成了资本家的头疼大事。

管理者，既是资本家的代理人，本身又是劳动者。管理者手上拥有更大的权力，手握更大的利益，寻租的机会更大，寻租后果可能更严重，如职务侵占，掏空公司，吃拿卡要回扣，以权谋私、谋色，不作为、乱作为，等等。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内部也是由一组组市场合约构成的。但是，企业雇佣劳动者这种合约，在执行上并不完全遵循市场原则。劳动成果的交付，依赖于企业组织内部的计划、管理以及一系列的非市场化的经营活动。

所以，劳动力市场不完全遵循市场法则，无法做到帕累托最优。

本质上，这是一个权力体系。权力体系，遵循的是权力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市场法则。

公司从上到下，不管是普通员工，还是高管，都拥有匹配的权力。权力，掌握在你的手上，你的脑中;资本监管无法面面俱到，更无法深入你的内心，劳动者占据主动权，拥有寻租的机会。小到上班时间私聊，开会时间开小差，大到侵吞巨款、任人唯亲，都属于寻租行为。

但是，别担心，寻租，有违法与不违法之分。

2

老板

或默许员工腐败

管理，本质上是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

若监察员工、打击寻租、遏制腐败带来的管理成本太高，雇主则不划算。

腐败有成本，反腐也有成本。

因此，老板会在反腐与腐败之间做一个成本与收益的考量。

老板不会无限度地增加监察成本、制度成本，以追求所谓的“零腐败”、“零寻租”。正如航空公司不会无限度地投入技术研发，追求“零事故”、“零风险”一样。

管理成本大幅度上升，制度完善了，管理规范了，寻租减少了，但企业死了。

现实中，雇主或多或少都了解员工寻租、管理层腐败的问题。不少雇主的表现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里不断地盘算、权衡腐败与反腐之间的利弊得失。

一些老板还喜欢使用“爱占小便宜”的“管家”。在这些老板看来，这类管理者虽然爱占小便宜，平时多报一些差旅费，卡要一些下属奖金，提拔个别亲信，但“易于控制”，没有侵吞公司的野心，或默默掌握其把柄，可以时不时敲打敲打他。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式管理”，但符合经济学逻辑。

老板，将寻租、贪腐视为成本。只要这一成本不触及其底线，一些老板都会默许寻租、腐败的存在。

老板的容忍度，与行业的规范性及竞争烈度有关系。

若整个行业吃拿卡要普遍，老板严打、反腐，可能会大幅度提高成本，结果适得其反。有些员工觉得“无利可图”便辞职，另寻可“寻租”之地。有些则可能选择消极怠工，上班时间干私活，这其实又是另外一种寻租。

当行业处于井喷期，为了快速占领市场，大量的人才引进来，大量的资金花出去，这时寻租空间很大。

前些年，中国互联网巨头大笔烧钱砸市场，大量补贴打车、直播、游戏、原创内容等市场，一些掌握补贴分配权的员工“笑纳”回扣，鲸吞巨款。贪腐之巨，令人震惊。

近些年视频内容市场井喷，大量收益滋生不少腐败。去年年底，阿里影业原负责人贪腐案爆发，涉案金额超过1亿，主要案发于版权采购及综合收支往来。

有媒体认为，具体贪腐事件与《这!就是街舞》等系列综艺节目有关。同时，优酷团队中另有10个人也被警方一并带走调查。

腾讯视频两位高管，在采购电视版权时涉嫌受贿被警方控制，其中一位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这两位都是跳槽阿里后被老东家揪出来的。

还有这些年中国电商一路狂飙，淘小二腐败频发，一些电商平台员工通过给推荐、删差评、倒卖数据等赚取“好处费”。

但是，老板不知道吗?或多或少都知道，但也只能如此。若当时严打腐败，或许就错失市场扩张的良机。待攻下山头，秋后算账也不迟。

所以，老板会随着成本与收益的变化，不断地评估，是否增加反腐力度，是否寻求替代方案。大致来说，雇主有以下几种办法：

一是机器替代劳动。

若工人怠工，寻租成本很高，产出效率很低，雇主可能会想办法改进机器，降低工人的雇佣数量。

以前工人运动时期，工会要求涨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福利，极端时还爆发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这其实促进了雇主采用机器替代工人的进度，反过来可能增加普通工人的失业。

富士康在全球雇佣上百万工人，郭台铭曾说过，最头疼的事情是每天醒来要管理这么多工人。随着人工成本上涨，加上背负着“血汗工厂”的伦理压力，郭台铭也计划在未来五到十年间富士康全面采用机器生产。

只要成本更低、效率更高，雇主更愿意“雇佣”没有想法、不会偷懒、无法寻租的机器。

随着人工智能的进步，类似于编程、翻译、客服、编辑等白领工作，也逐渐被机器替代。似是而非的技术性失业越发逼近。

二是市场替代计划。

机器替代劳动的本质是降低内部计划，交给外部市场——减少工人雇佣，直接采购机器生产。

比机器替代劳动更彻底的是市场替代。

比如，雇主发现每年花2个亿的广告费，其中不少被贪污了，或使用低效。如果将广告业务外包给一家公关公司，费用可能只需1.5亿，效果还可能更好，雇主就可能会选择外包，而解雇广告团队。

这就是科斯说的，当企业内部交易费用高于外部市场时，企业就不存在了。若这家公司每一项业务的成本，都比外包给市场高，那么这家公司就可能消失。在这里，这家公司的广告业务就不存在了，被市场所替代。

三是管理替代腐败。

腐败是一种成本，也是一种激励(特定环境)。类似的，管理是一种成本，也是一种激励。大多数雇主都会沿着泰勒的道路，选择管理替代腐败。主要有两种相结合的方式：

一、管理成本小于腐败成本。

完善管理制度，明确职权及监督，这增加了管理成本。若管理成本小于腐败成本，老板就会选择强化管理，加强反腐来提高效率。

这种方式其实是“补漏洞”。

二、管理激励大于腐败激励。

腐败是一种激励，管理也可以变为激励。自从计件工资开始，雇主逐渐找到了激励的正确方向。以前盯住工人的时间，如今盯住工人的产出，并加以结果导向的激励，多劳多得。

1959年赫茨伯格提出了双因素理论，即保障因素和激励因素。其中，成就感、晋升以及梯度奖金等，都具有激励作用。

同一时期，德鲁克提出了“目标管理”，主张通过设定目标，建立目标激励，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

目标管理，抓住了劳动供给的核心，即劳动产出。注重劳动产出，结果导向，反过来释放过程控制，促进员工的人身自由、时间自由和思想自由。

过去，劳动者为了经济自由，几乎损失了一切自由。如今，科学的管理方式，可以解放劳动者。

有些老板看到员工偷懒、寻租，不会横加干涉，逼迫其劳动，而会加大其工作量，并配合相应的绩效考核及绩效奖金，以激励其提高效率。现在很多公司，基本上不干涉员工上班聊微信、处理私事，甚至不太关注员工的工作时间，更注重结果考核、任务质量。

不过，如今考核目标过高、工作任务过重，导致如软件、设计、金融等知识型工作，长期“996”加班。这实际上是劳动力市场的天然缺陷——密集资本对分散劳动构成降维打击，从而导致市场部分失灵，需要政府及工会来矫正。

不管怎样，管理激励，依然要优于腐败激励。

如果管理激励大于腐败激励，雇主与员工都会走向管理激励这条通道上来，从而促进公司的效率及个人收入。

这种方式才是“增效益”。

所以，管理是成本，也可以是效率。管理制度越完善，管理激励越有效，寻租与腐败程度就越低。

但是，管理激励不是绝对科学有效的，无效的激励和既定的管理成本，促使老板在效益阈值范围内容忍寻租与腐败。

其实，雇主从经济角度默许一定的腐败，某种程度上容易让员工及社会忽视了私人企业贪腐的法律风险。很多人感觉，私人企业的贪腐，不同于公职人员，属于内部行为，应按照公司内部规则处理。

其实，私人部门的贪腐，同样触犯法律。

贪腐行为一旦触碰到雇主的效益阈值，雇主举起反腐大旗，撕开这层成本与收益构成的保护膜，法律风险则呼啸而来。

3

反腐

因触发成本阈值

最近两年，互联网似乎进入反腐高压的态势。腾讯、阿里、京东、百度及整个行业，似乎都不怕“家丑外扬”，清除害群之马，甚至直接让警方从公司把人带走。

这是为什么呢?

从时间轴来看，2016年之前，互联网企业的腐败案件曝光少，基本都由公司内部处理。2016年，互联网反腐态势有所升温，各大巨头开始组建反腐机构。

2016年，京东官方反腐微信公号“廉洁京东”开始公布内部反腐成果，主要涉及职务侵占、以权谋私、向商家索贿等。

2018年，互联网公司反腐进入了一个小高潮，似乎整个行业达成反腐公开化、高压化的共识。阿里、腾讯、百度带头“揭家丑”，“老虎”、“苍蝇”一起拍。

看看这一年的反腐榜单：

滴滴内部查处各类腐败、舞弊等违规事件60余起，共查处违规人员83人，其中8人因涉嫌违法被移送司法;

大疆创新内部腐败问题爆发，预计损失超过10亿元，从研发到工厂等多个部门都在其中，总共查处45人之多;

美团点评公司宣布89人受刑事查处，内部员工贪腐及其他违纪刑案11起;

今日头条查处了三名火山小视频运营员工收受贿赂，三人均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8同城多名高管，涉嫌收受代理商财物，数额巨大，被移至公安机关处理;

……

今年，尤其是7月其中一个星期，互联网贪腐案件集中曝光。

美团宣布公司三名市场人员因涉嫌受贿，被警方刑事拘留。

360公司通报，知识产权部资深总监，收受多家代理商贿赂，已被检查机关批捕。

小米通报两位中国区市场部员工涉嫌违规舞弊，均已移交给警方处理。其中一人为市场总监，主动向供应商索要700万好处费。

为什么这两年，互联网行业集体掀起反复高潮?

其实，这轮反腐，与互联网这两年增速放缓有直接关系。

2017年5月，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从2010年开始，互联网行业反腐事件共29起，其中包括京东8起，阿里巴巴与百度均6起，腾讯3起。

而今年互联网企业公布贪腐事件数量大幅度增加，七月其中一周，阿里、美团、小米、360就连续爆出4个贪腐事件。

这两年密集性、公开化反腐，与互联网整体收益水平降低存在直接关系。

一边是腐败犯罪成本低、收益高，促使腐败愈加猖獗，私人企业高管贪腐高达亿元之巨，给企业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低，腐败成本越来越高。

另一边是这些年互联网企业巨头的收益增速下降，增收压力越来越大。

腾讯的增收逐渐放缓，其中2018年第四季度的盈利出现同比和环比35%以上的下滑。收入不及预期，导致腾讯股价大幅度下跌。百度，更是在今年出现亏损，市值萎缩到京东的规模。

腐败，最终触及雇主的成本收益阈值——反腐，就不可避免了。

过去，老板基于成本收益考量，对公司内部腐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际上降低了员工的犯罪成本预期。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犯罪经济学家贝克尔认为，只要犯罪成本足够低，我们与罪犯一样都可能犯罪。

被逮捕的几率，直接影响犯罪成本。如果公司一直默许贪腐的存在，会大大降低贪腐犯罪的预期——不会被逮到。另外，过去，公司担心腐败事件被对手利用并加以攻击，一般对贪腐做低调处理，不上升到刑事层面。

这其实进一步增加了不被逮捕的心理预期，降低了腐败成本。

评估被逮的几率越低，预期的犯罪成本就越低，犯罪收益就越大，贪腐就会更加严重。

由于互联网巨头控制着平台，资源分配权力极大，权力置换为收益的诱惑也极大。绝对的权利绝对导致的腐败。

例如，百度控制搜索资源，调整搜索排名，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腾讯、阿里都有巨大的流量批发权，这些权限都可能置换成巨大的经济利益。

所以，在过去，在雇主的成本收益考量中，贪腐被逮捕的预期很低，犯罪成本也很低，同时犯罪的收益又非常大，这促使一些人大胆寻租。

贪腐程度，是雇主基于成本收益的评估结果。雇主容许一定程度的腐败，但是并不意味着腐败有利于增收。

贪腐，实际上是雇主的净损失。

对雇主来说，贪腐，主要有两大成本：一是直接成本，如职务侵占，拿回扣;二是间接成本，如优质合作商流失、次品率上升、违约赔付、效率下降等等。

有些老板，只关注到直接成本，将这部分成本，视为类似于奖金一样的激励。

但是，真正对公司造成杀伤的是间接成本。

将贪腐同等于奖金激励，是一种误区。贪腐的激励作用在特定时候存在，且呈现边际递减。

更重要的是，贪腐，对自由竞争造成杀伤，降低了福利效率，是公司的净损失。

寻租理论之父、美国经济学家图洛克认为，付出租金成本的人，都期望获得更大的收益。布坎南、克鲁格曼认为，权力寻租，会造成市场扭曲。

例如，供应商贿赂采购员，意味着供应商付出了额外的成本。供应商可能会以次充好、提高售价来弥补额外成本。另外，其它优质供应商会被排挤，企业无法获得最合适的交易对象。

大疆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从原材料采购、加工半成品到最后成为企业可用的零件，即使每一环节的腐败使得采购成本只上升5%-10%，但经过三层产业链到达企业时，成本在无形中将增加16%-33%。

所以，当贪腐带来的效率损失达到一定的零界点，雇主就会站在反腐这一边，因为反腐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过去，腾讯、今日头条、百度对原创内容的补贴力度很大，编辑掌控着大量的流量和现金分发权，属于烧钱抢市场的阶段。如今，对补贴大幅度减少，这些巨头愈加珍惜现金，注重补贴效率，严厉打击以补贴、流量分发而索贿的腐败行为。

如今，互联网巨头对贪腐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公开高调反腐，将反腐常态化、制度化。阿里建设廉政，百度组建职业道德委员会，美团则有重案六组，360设立监察部。

每一位腾讯员工入职的第一天，都会被告知六条高压线：故意虚假报帐、收受回扣、泄漏公司商业机密、从事与公司有商业竞争的行为、违法乱纪行为、打听或泄漏薪资等保密敏感信息的行为。

这种公开化的反腐，可以大幅度提高腐败犯罪的成本预期。贪腐的成本越大、收益越小，腐败的概率就越小。

天奇创投合伙人魏武挥对《中国企业家》表示，“腐败是一种必然现象，只有大与小，严管和纵容的区别，不存在零腐败。互联网公司都会有一些手握外界很期待的资源的岗位，这里就会有腐败的可能。根治是不可能的，只能一直保持高压态势。”

高压态势，最重要的不是实现零腐败，而是掀开私人企业的腐败“保护膜”，让员工对腐败犯罪有着更加科学的预期及成本收益的评估。

所以，不要去触发效益的阈值，更不要去挑战人性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