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第一代新左派的学术人生

斯图亚特·霍尔：第一代新左派的学术人生

斯图亚特·霍尔对中国人来说，大概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或许只有少数学习文化研究或新闻传播的人知道这个名字，不过这也是极少的，毕竟批判学派在中国处于弱势，学生们学习着美国经验研究，却经常无视斯图亚特·霍尔等左派学者在批判研究上的成就。

2014年2月10日，斯图亚特·霍尔因病去世，享年82岁，这位文化研究理论大师、英国社会学教授还没有让中国人熟悉他的理论，便早早地过世了。但是，即便中国不重视批判视野下的社会学、传播学与文化研究，斯图亚特·霍尔对学术所做的贡献，迟早都会让中国大地的学者所接受。

斯图亚特·霍尔1932年生于牙买加，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文化研究批评家、思想家。1951年获得罗氏奖学金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斯图亚特·霍尔被认为是当代文化研究之父，他开启了学术工作政治化的先河。《理解霍尔》一书，作者则干脆说：“斯图亚特·霍尔的名字就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他曾任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简称CCCS)主任，《新左评论》第一任主编。1979-1997年任英国开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97年荣休后，霍尔任英国拉尼美德委员会委员;任两个流散文化团体“署名”和“国际视觉艺术中心”的主席，两个文化组织所属的“来灵屯国际视觉艺术博物馆”于2007年10月3日在伦敦隆重开业。霍尔主张“文化平等、种族公正”。对于出任《新左评论》主编的历史，霍尔也曾有过详细的回忆，“1956年动乱的结果就是两本期刊——《大学与左翼评论》与《新理性者》——的公开出版，1960年，这两个期刊合二为一，构成了“最初的”《新左评论》。”

“第1期《大学与左翼评论》出版于1957年春，它有四位主编：拉尔夫·萨缪尔、加布里埃尔·皮尔森、查尔斯·泰勒和我，前两位在匈牙利事件之后退出了共产党，而我和泰勒则代表‘独立派’。”“新左翼也从《新理性者》所代表的另一个传统中吸取了许多相当重要但又非常不同的资源。这一流派是在英国共产党和人民阵线政治中形成的。一些‘理性者’——爱德华·汤普森、约翰·萨维尔、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多夫·希尔、维克多·基尔南、霍布斯鲍姆——都是这一独特阵营、即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中的一员。霍尔认为，当时有很多人更合适担任1960年第一期《新左评论》的主编，如汤普森和其他学者，但他们都不愿出任主编，“我就鲁莽地同意担任《新左评论》的第一任主编，而约翰·萨维尔则担任编委会主任。”《新左评论》第一篇社论的开头与结尾都引用了莫里斯1885年7月在《大众福利》上的一篇文章：“劳工运动并不处于起义阶段。”霍尔补充了一句：“我们处在传教阶段。”1961年，霍尔辞去主编一职。对于所谓新左翼，霍尔有一个评价。

霍尔认为：“新左翼代表了两个相关却又存在差异的传统的结合。第一个传统，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名字，我把它称为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主要以《新理性者》杂志和它的创始人约翰·萨维尔、爱德华·汤普森等为代表。第二种传统最好被描述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它的核心力量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的左翼学生，并与“政党”机构保持某种距离。1956年，在那些正统的瓦解中，正是来自这个阶层的人首先创立了《大学与左翼评论》。我就来源于第二个传统。”(《第一代新左翼的生平与时代》)霍尔提出了一种有关编码与解码的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释，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他提出三种假想的地位，即：以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特征的“主导—霸权的地位”，大体上按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解释，但却加以一定修正以使之有利于反映自身立场和利益的“协商的符码”，以及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全然相反的“对抗的符码”。

霍尔的研究成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受众接受行为的理论背景。此后，文化研究敞开了关于电视受众主动性的研究的大门，一种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