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的蛇口岁月：改革开放先行之地的故事

袁庚的蛇口岁月：改革开放先行之地的故事

后工业时期的蛇口，迎来了寸土寸金的宜居时代。历史上，它曾是“大逃港”的主要路线之一。来自全国12个省的近100万名内地居民，在对当下绝望及对对岸憧憬的情绪交织下，一部分人从蛇口一带出发，泅渡深圳湾赴港。

规模宏大的逃港风潮，成为蛇口后来发生的一切“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垫”。1979年年初，在蛇口工业区，“经济边防”取代了“政治边防”，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炸响。

锐意改革开创了“蛇口模式”。袁庚作为这一模式的领头人，始终在“拜金”“挑战国家体制”等骂名的裹挟中前行，为一系列改革开创了先河。

在争议中前行

这场自下而上的改革，从蛇口发端，无数突破旧有陈腐观念与体制的举措喷薄而出，辐射全国。

“怪不得家家户户都没有人了。”1978年12月，当郑锦平向袁庚诉说蛇口与香港的差距时，袁庚摆了摆手，没让郑继续说下去。他感到沉重，但心中也有了自己的规划——要用“经济边防”代替“政治边防”，将蛇口的经济搞上去，让外流偷渡者自己回来。

至此，蛇口的命运便与袁庚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二者在日后共同成为改革开放浓墨重彩的标志性符号。

袁庚的蛇口岁月：改革开放先行之地的故事

袁庚对蛇口的热爱近乎狂热。早在蛇口工业区开发以前，他向外人推介蛇口时，总将当时荒滩一般的蛇口赞为“中国的夏威夷”。在他的描述中，那里的海滩上布满了绵绵细沙，海风吹过，树林在阳光下瑟瑟抖动。

这在当时被人们讪笑为“大话”，常常引来议论。但在袁庚心中，关于未来，图景与信心兼备，他提前看到了蛇口的将来，并在得到许可后迅速付诸实践，这一切做法符合他向来敢想敢做的性子。

1978年，刚被调往招商局不久的袁庚曾有一段趣事流传。

一天，袁庚在报纸的分栏广告里看见“风月片”的广告，遂找到后任招商局办公室副主任的梁鸿坤，劈头便问对方是否看过风月片，要梁鸿坤带他去看。见对方不动作，袁庚独自转身上街，带着他七弯八绕进影院。电影过半，袁庚拉着梁鸿坤出门，冲他说，“有什么了不起的，结婚也就是这样子!”

当时，梁鸿坤内心惊惧，唯恐自己遭到诬陷告状，回忆起来，才觉得自己受到教育。“袁庚后来对我说，有些东西，要敢于接触，你才敢于批评嘛。老是说那个东西坏，你不了解，你怎么知道那个东西坏?”

这样的“敢于”，在蛇口工业区拉开序幕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1978年10月中旬，袁庚谋划香港招商局求变，企图使之从沦为“照相馆”的角色中脱离，重铸辉煌。便代交通部起草请示，在请示中，他要将招商局打造为“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的综合性大企业，请示获批。

荒滩一般的蛇口被袁庚相中，选为经济开发区的试验田。1979年7月2日，伴随着轰隆隆的炸山填海，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式启幕，这在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至此，这场自下而上的改革，从蛇口发端，无数突破旧有陈腐观念与体制的举措喷薄而出，辐射全国。

600米的顺岸码头工程，是蛇口工业区第一批基础设施的重头戏。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袁庚制定了用于装载的运斗车，每超一车奖励4分钱的制度，撬动了经济建设的场景。

但很快，有人将此举措指责为“倒退”，超额有奖的改革之举被上级部门勒令停止。袁庚向上递呈相关调查报道，后恢复超产奖励。

蛇口恢复超产奖，被视为袁庚向北京“告状”的胜利成果。“五通一平”中的通讯问题，也在袁庚向中央“告状”后获得胜利，使蛇口微波站成为国内首次由企业以商办形式建成的新式商用通讯系统。

民主的实验

终身制与任命制在蛇口被打破，蛇口的政治民主历程开启。

1981年末，袁庚提出了后来十分著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袁庚十分清楚，长期封闭的环境下，人们的观念十分陈旧。观念与改革相辅相成，要使改革取得成功，观念的转变很关键。

以上这句口号的提出虽也曾被部分人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口号”，并将袁庚归为嗜财如命之人，但它终在政治环境逐渐宽松的中国引起震荡，为了国富民强，人们意识到时间与财富的重要性，开始抢时间、争效率。

实际上，这句口号还有后半句，“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但因争议，它最终并没能被呈现在后来竖立起的标语牌上，但“顾客就是皇帝”的真义在蛇口得到实现。早期，许多到过蛇口的内地客人都对当地服务业的服务质量感触颇深。

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中，许多关于管理的实践经验及理念沿用至今：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使工期与施工质量得以保证;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社会保险公司，职工的退休、医疗等问题得到保障;职工住宅的商品化走向，改变了过去统包统配的被动局面，促进了房地产业的良性发展;通过全国招聘人才，干部队伍的落后情况得以解决;办理培训班，使蛇口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天下;率先实行了全员合同制，完善了招工制度，职工与用人单位可以进行双向选择;成立工会，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这一系列举措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目共睹，到上世纪90年代初，袁庚卸任后，建区之初投入6000万港元建设的蛇口工业区，价值已超过200亿元。当时，蛇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000美元，可与“亚洲四小龙”媲美。更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全新的经济发展路径。

这些创造财富能力的充分发挥，除了得益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外，更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袁庚在此进行了一场政治民主的实验。

在获得中央的首肯后，蛇口在十年间进行了两届管委会、三届董事会的选举与信任投票，因质疑而产生的碰撞种种，使选举答辩会成为不容错过的社区盛会。

1983年4月，美国《新闻周刊》为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的答辩写下如下字句“他们以真正民主选举候选人的身份在蛇口出现作政治演说，在一系列答辩会上回答选民们的问题……从而成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

4年后，应群众要求，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由行政机构改为董事会，袁庚被选为董事长，但在这次选举中，15%的反对者出现，5名董事落选。终身制与任命制在蛇口被打破，蛇口的政治民主历程开启。

在这样“以民为重”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媒体的监督作用被高度重视。1985年2月28日，一封批评袁庚不懂管理的群众来信出现在蛇口机关报《蛇口通讯报》上，此前，报社曾三次请袁庚过目均遭拒绝。

袁庚意欲创造一个民主而宽松的舆论环境，坚信新闻舆论在干部体制改革、民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能够帮助蛇口走得更快也更稳一些。

免于恐惧

应该有一个“蛇口环境”，一个使人免于恐惧的环境。

这一切也在后来成就了那场著名的“蛇口风波”——在一场有关新时期青年思想工作的大讨论上，讨论被一位专家关于“淘金者”的说法点燃，专家认为，个别前往深圳的人，来此地的目的不纯，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蛇口青年则认为，淘金者赚钱，未触犯法律，并无过错，且淘金者客观上也为蛇口的建设出了力。

这一放诸现今成为常识的道理，在那时却引发了巨大波澜。两天后，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名义起草的《“蛇口座谈会”始末》被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

材料整理者李燕杰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而蛇口方面则认为这是一个不光彩的“小报告”。很快，《蛇口通讯报》在头版发了一条名为《蛇口青年与曲啸李燕杰坦率对话———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战》的消息。

两个月间，该报又陆续刊出名为《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及《蛇口青年与曲啸等同志还有哪些分歧?》的文章，“蛇口风波”通过媒体，由蛇口辐射至全国，国内外媒体对这一事件争相报道，它们中的大多数流露出对蛇口青年的欣赏与赞同。

袁庚面对此事件的态度备受称道，他引用了伏尔泰的一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有媒体指出，“应该有一个‘蛇口环境’，一个使人免于恐惧的环境”。它应该同时拥有自由、平等、真诚和理想。

1992年12月，袁庚离休，这一年也被视为分界，将蛇口分成了两个时期。前15年，蛇口工业区不断“要权”，既是企业，亦是一方行政的管理者，对行政权渴求较多，企业管着一方行政，使之着实成为深圳经济特区下辖的“行政特区”。

1992年后，蛇口工业区改名“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成为一家纯粹的企业后，不断地“还权”。

但袁庚所创造的“蛇口模式”受用至今。陆续出生于蛇口的平安、招行、中集、万科和华为等企业，早已表现出领袖气质，它们共同带着蛇口的基因印记，延续蛇口工业鼎盛期流传下来的理念机制，如今，发达的电商产业为蛇口的新兴工业体系烙上了新的印记。

30多年前，顺应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蛇口渡过了难关，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之地。袁庚也因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表现出比同一代人更多的肆意、大胆和超前，他的自由奔放最终顺应了历史的需要，成为披坚执锐的改革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