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个人”：个体化视角下都市青年的职业选择及其另类实践

作者|段然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

摘要:本研究聚焦在社会组织里寻求事业发展的都市青年，通过深度访谈，深入考察他们的职业选择及其另类实践，并探寻其选择实践背后的意义。研究发现，这些年轻人勇于打破“按部就班”的生活选择，在日渐兴起的社会服务领域开启另类的职业探索。他们立足社会、扎根社群，尝试确立崭新的实践角色，积极地引入“事业”观念来为其赋予新的意义，并结合自身对个体与社会的思考，创建出另类的专业实践。同时他们一改流行的“无私奉献”论，以开放的姿态面对经济回报的问题。这些职业叙事反映出青年一代逐渐增长的自主性或主体性，而社会组织发展环境的不稳定以及与日俱增的生活压力也对年轻人的另类实践带来挑战。

关键词:积极个人;个体化;都市青年;职业选择

一、导言

图源：摄图网

大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开始在中国社会兴起[1]，它们不仅推动着中国的社会转型，而且也日益成为普通民众参与社会实践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以后，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踊跃投入到各式各样的社会行动或志愿服务。其中，青年群体的表现格外抢眼[2]。近年来，在这些积极参与的年轻人中展现出一道“略显另类”的实践景观。不同于同辈大多数选择诸如公务员、企业白领等大众认可度比较高的职业，许多大学生选择加入新兴的非政府组织。他们不再是简单地参与志愿服务、体验社会生活，而是试图以“全职工作(从业)者”或“职业人士”的身份在促进环境保护、关照弱势群体、推动社区发展、支持劳工权益等形式多样的服务实践中开启职业生涯、实现事业发展，并寻求个人理想。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为青年开拓出新的实践领域，但也给他们带来不得已的“苦衷”。一直以来，非政府组织都以“非营利”为主要特征，参与者大都以“志愿者”或“义工”为主。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的产物，社会组织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受限于相关政策的影响，呈现出弹性或不稳定的状态，致使社会大众难以将其视为“稳定”的工作机构。因此，这些机构的岗位在大多数人看来就是一份“不求回报”或“不赚钱”的工作，或者按照这些年轻人的说法，相比“流行”的职业，他们在从事着社会大众并不了解或被视为“很另类”“管别人家闲事”的工作。那么，面对这些“质疑”，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以及评价其选择背后的意义呢?

二、文献综述

图源：摄图网

自20世纪以来，青年群体的文化实践与社会参与一直是备受社会关注的议题，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知识青年”，年轻人的选择与命运都与中国社会总体的变迁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及之后汹涌的市场化浪潮，不仅推动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调整，也重塑了当代青年群体的角色认同、社会实践以及文化生产。过去以国家为本位的身份观念逐渐在解体，现在的年轻人开始借助更为多元的文化资源来构建自身的身份认同，从个体本位出发，强调自身独特的权利和需求[3]。可以说，年轻人在行为选择以及价值观念中逐渐呈现出较强的“个体意识”。这一变化也契合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所出现的“个体化”趋势。西方学者围绕个体实践以及个体、国家与社会之间所展现出的结构性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推动了当代个体化理论的发展。本研究尝试借鉴该视角来探讨都市青年的个体选择及其实践。

1.个体化理论的西方进路

当代个体化理论的形成主要归功于以贝克、吉登斯以及鲍曼为主的社会学理论家。基于20世纪后半段欧洲各国在阶级意识、性别观念、家庭关系以及个性发展等方面所展现的新变化，西方学者提出个体化理论，旨在探讨当代语境中个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变动关系。根据个体化理论的基本假设，伴随着持续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转型[4]。发达的工业社会使普通个体从家庭、亲属关系、性别、阶级等传统的身份标签、角色规范或集体框架中解放出来，人们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主体，开始对生活享有更多的自由以及自主权，但与此同时，现代个体必须直面各类社会问题并承担所有的责任[5]。个体的崛起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可以从制度结构中得到解脱[6]，事实上，日常生活中与日俱增的风险以及不确定性使得人们不得不依托现代社会制度(诸如福利、教育以及就业机制等)来完成个体生活的安排[7]。换言之，现代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影响也在增强。

阎云翔教授指出，个体化理论有三个面向值得特别关注[8]。其一是吉登斯提出的“去传统化”[9]，或贝克所言的“脱嵌”[10]。个体日益从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势与义务中“脱离”，过去那些能够为生活实践提供安全感或稳定感的知识、信仰以及意义框架的作用日渐减弱。其二是鲍曼所指的“强迫的和义务的自主”[11]。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要求人们对自己的问题负责，成为积极主动和自己做主的现代个体。其三则是“通过从众来创造自己的生活”。人们在寻求“为自己而活”的同时，实际上需要不断地借助制度设定的机会来构建自己的生活实践，这样，对社会制度的依赖最终使得普通人的生活模式趋向“制度化”“标准化”。从这点来看，个体化含有矛盾的复杂特性。尽管学者们对个体化命题仍有不尽相同的理解，在西方的学术界依旧处于争论状态[12]，但不可否认的是，该理论不仅对现代个体日渐增强的个体性有所观照，而且致力于关注崛起的个体与当代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为理解当代的社会发展与变迁提供了新的阐释视角。

2.个体化视角下的中国青年

大约自2000年以后，个体化理论被逐渐引入到中国的学术讨论中，学者们开始借此视角来观照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新变化。阎云翔结合对北方农村的民族志考察，指出个体的因素在家庭结构中日趋重要，伴随着父母权威以及地位的下降，青年一代在私人生活中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与权利[13]。而沈奕斐在对上海家庭的研究中发现，个体地位的变迁催生出以个体为本位的新型家庭结构[14]。年轻人开始按照个体需求以及偏好重新安排家庭生活，个体的独立性需要重新确认，他们不仅要求家庭关系的进一步调整，比如构建“协商式亲密关系”[15]，而且逐渐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追求个体利益、表达个人情感[16]。

可以说，追求自己的生活已然发展成一种强劲的社会趋势[17]，特别是在当代青年的生活实践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他们在寻求个体发展与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也呈现出双面性特征[18]。一方面，年轻人的个体化实践在家庭或私人领域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正如前所述，他们在家庭或私人生活里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注重自身权利以及个性需求的满足。有学者在对农村青年的考察中指出，自由独立和个人发展的观念非常流行，他们带着对外面世界的渴望离开故乡，会为追求自由而拒绝签署保护权利的合同，也会在遇到不平等待遇时将责任归结于自己[19]。然而，受到社会条件等其他因素的影响，青年群体身上日渐成长起来的个体性并没有得到全面或均衡的发展。在对代际相亲节目的接受研究中，有学者发现年轻人在择偶和婚恋问题上更为重视自身利益以及个人欲望的满足，却忽略了对等的义务和责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观念意识有所缺乏[20]。

这种个体性的不均衡发展在另一方面，也就是公共生活领域则表现得更为鲜明。在尝试勾绘出私人生活的变革景观时，阎云翔曾指出，伴随着国家在社会领域的撤退，公共生活的衰落使得个体性发展基本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人们无法参与公众生活，导致普通个体对群体以及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感日渐消失，从而变成“无公德的个人”[21]。对现在的青年而言，在公共领域或私人生活之外，他们懂得务实，常常选择以最安全的方式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22]。比如，很多人选择入党是出于找工作的考虑，党员身份是进入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的必备条件[23];年轻人参加志愿服务的动机和目的也都是高度个体化的，从丰富阅历、锻炼能力、扩大社交到走捷径入党等，以利己动机为主[24];而面对政治或一般的社会事务，他们则表现得消极或不作为而呈现出“政治后卫”的姿态[25]。

当然，青年在个体化实践中所展现的双面性，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转型，或者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社会的“分类控制”有关。大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不再全面控制经济活动，也不再干预公民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但仍然控制着“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26]。也就是说，普通个人的个体性在私人生活领域获得了较多的发展空间，而在公共生活领域则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换言之，在中国的个体化进程里，国家的作用不容忽视。基于对一所农村高中教育实践的观察，贺美德发现国家在有意识地鼓励人们获取自由与空间并实现个体崛起的同时，也要求个人加强对既有体制的服从[27]。从这点来看，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国家的管理下展开[28]，国家不仅在引导着个体化的潮流，而且在管理个体与国家、社会等各方主体间的互动上发挥着关键作用[29]。

前述研究表明，中国社会呈现出个体崛起的普遍化趋势，且这一进程具有复杂且特殊的属性，同时也提示我们，青年群体的个体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不同领域发展空间的影响或限制。那么，在不断变动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是否会给个体化带来新的变化或影响呢?近十多年来社会领域的成长，尤其是汶川地震之后各类社会组织的“井喷式”发展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丰富既有讨论、推动理论发展的机会。基于此，本文试图将已有讨论从私人生活领域拓展至社会领域，结合当代个体化理论，聚焦都市青年的另类实践，透过他们的职业选择经历，呈现青年群体在个体选择以及价值观层面的变化，探寻新的个体化发展轨迹，增进我们对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理解与认识。

本研究在2015—2016年间选取了一群在非政府组织里做“全职工作”的青年，对他们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围绕他们的就业选择以及相关的实践经历展开，主要关注他们对自身职业身份的理解与认识，关注他们在就业选择过程中的梦想、焦虑以及所遇到的困惑与冲突。研究调查在社会组织比较活跃发达的广州市完成，被访者总共有50人。访谈对象的选取考虑到性别、家庭、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50位被访者都具有大学本科(包括大专)及以上学历，其中包括25位男士、25位女士;有18位已婚人士;年龄分布上，32位被访者是80后，13位是90后，为了更好地呈现职业经历的差异，也选取了5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被访者做对比。被访者的工作涉及教育、环保、性别、劳工、社区、残障以及支持型组织等多个领域。

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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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经历来看，这些青年大都“按部就班”地从小学、中学，历经高考进入大学，之后开始工作。他们没有“循规蹈矩”地选择那些大众认可度高的职业，而是选择进入了非政府组织。他们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纠结与不安。大多被访者都提到在平时需要反复解释自己的工作性质，甚至被家人要求“换工作”。面对这些“扑面而来”的质疑，他们是如何选择、实践以及回应来自各方的压力?本文将从三个面向来展开对这些青年的认识。

1.追求梦想的“积极个人”:“事业”观念的引入

职业身份的重建与确立是这些青年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大部分被访者都提到自己总是会被“误认”为是“志愿者”[30]。受到社会以及历史观念的影响，“志愿者”总是与“无私奉献”“不求回报”“做好事”以及“雷锋精神”等观念意涵联系在一起。这是很难与大众眼中“正经”的职业或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在环保机构工作的80后青年小船(文中所出现的名字皆为化名)曾抱怨过，“大部分人都觉得你是志愿者，总是在问你的工资从哪里出呀”(访谈12)。面对质疑，年轻的被访者们会在交谈中明确表明，“这首先是一份工作”(访谈12)，并且不断地通过与“志愿者”做区分来确立自己的职业身份。在他们看来，志愿者就是一个临时参与的角色，“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工作或其他的事情”“投入和付出都很少”而且“不需要承担太多责任”，而“全职工作者”则不同。80后女青年小红对此做了解释:“志愿者肯定得先考虑他们的本职工作，要看情况看时间甚至看心情来参与，他们是没办法长期跟进的。但全职工作者就不一样了，可以很专注地参与，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一些开创性的项目，都是需要深度参与和长时间积累的。”(访谈05)

当然，他们并非在否认“志愿者”的重要性。对于这些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学校里读书学习中长大的年轻人来说，参与志愿服务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体验社会、参与社会的机会，很多人都将大学期间的志愿活动经历视为自己踏入社会的“敲门砖”，而这段经历对他们的职业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比如，关注性别议题的鸵鸟曾讲到，“在这个过程中你能体验到人的价值，自己的价值，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和美好，你就会很喜欢这样的状态，就会不可自拔想继续做下去”(访谈46)。在残障服务机构工作的小红也谈到，“(这些)愿景啊价值观的东西，很吸引我，你能看到这个人在某个领域对社会有一些积极的改变，这样的价值我是很认同的，我希望能够用我的方式作为一种力量推动一些改变”(访谈05)。

然而，这些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中依然会遭遇各种阻力，尤其是来自父母的压力，不少人也因工作选择致使家庭关系紧张，甚至陷入漫长的“拉锯战”。广州女青年小蚊子在访谈中回忆起这段经历，“当时父母就觉得这是不正经的工作，但我就是喜欢，就开始了不断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历程)，只要休息或晚上就一直聊到凌晨两三点，哭着和他们聊......过去我不会的，这是个起点和突破，现在敢争取自己的事情”(访谈19)。可以看出，这些青年在职业选择的过程中展现出较强的自我或个体的因素。相比父辈以集体或家庭责任为重而牺牲自我的价值取向，现在的年轻人更注重自我实现，尤其是在日常生活的选择实践中，更为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以一种更加开放和积极主动的姿态去追求自己的生活[31]。

在与这些年轻人的交流中，“事业”这个词频繁地跳动在他们的叙述中。许多被访者都将自己的这份工作视为“事业”。一位环保机构总干事曾这样谈到他对“事业”的理解，“这对我来说肯定是事业!如果你把它当作事业的话，你几乎是无限责任，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这样你才能实现你的个人和你的职业生涯效果的最大化，才会有成长，否则，那是挺浪费时间的”(访谈08)。而90后女青年蓝蓝则表达得更加简练和直接，“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事业’，那就意味着，要怎么发展是基于我们的想法和意义，我们的主动性会更大一些，你是要对这个东西负责任的”(访谈35)。

在这里，“事业”观不单意味着现在的青年想承担更多责任、投入更多精力，更重要的是，这些话语展现出他们在社会实践中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这些年轻人要求在社会领域拥有更多的自由和空间，他们积极探寻新的实践形式，渴望形成自己的理解与思考，并尝试以自己的力量来推动社会改变，从而实现自我的价值。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的阿若谈到自己的工作就格外兴奋，“首先是我喜欢，其次能改变社会，我能帮助到那些和我一样面对过挣扎的人，我就很有成就感，就会更加全身心投入进去，这就是我的事业，我要带来改变，没有人给我制定目标，但我自己要给我自己制定”(访谈09)。在教育领域做创新推动的豆丁也指出，“(我们)希望在政府选择之外有更多的选择性，虽然说不能照顾到所有孩子，只要是让大家能看到有人这样做到了，可能后来就会有更多家长愿意尝试，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教育选择，而不是要回到政府提供的那种方式”(访谈11)。

这些被访者所表达出的“事业”话语，也呈现出一定的代际差异。对于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被访者而言，他们展现出较强的事业观念，有的甚至会在“事业”与“职业”之间做“高下之分”。在他们眼中，“职业”是无须投入过多精力，只须按照合同要求完成规定的任务、承担有限或部分的职责，但“事业”是不同的。在环保机构做总干事的大罗曾这样做区分:“事业就是你会当成一个你自己生命中的重要历程，会为它付出很多，包括个人的牺牲、时间、精力等。你能够推动社会进步，你是有成就感的。而职业的话呢，它不需要有这么高大上的理想或理由，就是上下班、有工资，能够完成任务就够了。”(访谈10)从事河流生态保护工作的大嘴则表达得更为直接，“事业肯定是要高于职业的!职业就是谋生的手段，就是很professional地在干这个事情，你的死活我是不管的，但如果是事业的话，是要全身心投入到这个事情里面的”(访谈08)。

这种“事业”观的形成也与过往的生活经历有关。作为20世纪70年代生人，在加入到社会组织之前，他们都有很长的工作经历，比如大罗有近十年的建筑从业经历，大嘴曾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公务员。对他们来说，进入非政府组织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换工作”，更是对自我价值与个人追求的重新思考，近乎“人生的重新选择”。同为70后的老方曾在外企工作了十数年，辞职后开始了新的追求，“当你看到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决定时，其实背后有很多代价要承担，才能彰显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访谈01)。必须要承认的是，过去的物质积累也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为追求“理想”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在他们的“事业”话语中则流露出更多的“职业”元素。对他们而言，他们或是毕业后直接进入NGO，或是在其他行业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进入这个领域。这份工作算是开启了他们的职业生涯。他们不仅希望能够实现对个体意义或某种价值的追求，而且在职业实践方面也有所提升，所以他们在职业素养方面提出了更多的吁求。“事业的价值是需要的，但职业化或专业化也是必需的。没有职业素养，只有理想情怀的话，是不可能完成事情的，只靠价值和号召的时代过去了，接下来的时代就是职业化了。我们的工作需要从社会吸取资源，社会是对我们有期待的，期待你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因此你需要以专业化或职业化的态度完成你的工作。只有变得更加专业，你的服务才能提升，这样才能得到更好的薪水”(访谈12)。

这些年轻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志愿服务，或者所谓的“做好事”、简单的“帮助”，而是将职业精神引入到NGO，以更具职业化或专业化的方式来提升服务质量，进而在社会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日渐兴起的“职业化”呼声也让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对职业化和专业化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认识，现实中的经济压力也迫使他们在追求事业的同时无法忽视职业回报的问题，如小船所言，“这份工作首先是职业，其次才是事业，我需要考虑匹配的薪水”(访谈12)。

2.自我实践背后的职业要求:“专业”话语的另类创建

如上所述，这些在NGO里开启职业生涯的年轻人日渐成为推动专业化实践的主要力量，但“专业化”并非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一直以来，社会大众普遍认为这些从民间成长起来的社会组织在许多方面的能力都是不足的[32]，或者说是不够专业的，因此，主流的声音是要提高NGO的专业性，强调组织发展与能力建设，借鉴企业的管理经验[33]，建立完整的组织框架(包括理事会、监事会)，要有清晰的KPI等。

这些声音却遭到了来自一线工作者的质疑。一位被访者曾在访谈中抱怨，“我不能接受这种专业化的声音，缺少一种感情、人情味，就是很专业的员工，按部就班地处理事情、完成任务而已，完全不爱这个组织”(访谈08)。另外一位被访者在谈及专业化时则更为愤慨，“现在的‘专业’或‘专业化’论调，就是一套企业标准的机构管理模式，看你是否有理事会或监事会，对于很多民间组织来说，可能就几个成员，那该怎么办......没有人谈对议题的理解怎么样算是专业的，这是很不对劲的。专业化不是一个很漂亮的机构，而是你对事情的理解的专业，工作手法的专业，带来的结果的专业”(访谈46)。

面对主流的“专业化”声音，这些年轻人并没有妥协，而是尝试结合实际的工作实践开发出一套“另类”的专业话语，并且成为新专业话语的推动者。在他们当中，大健和他的同事可以算作是主力推手。拥有海外硕士学历的大健在NGO领域已有多年的实践经验，现在创立了一个推广参与式培训以及相关课程开发的专业支持型机构。在与他的交流中，他也分享了自己对专业的理解，“NGO的专业性应该是独特的价值，是与企业不同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专业是和自己能够解决什么社会问题有关，或者说自己和谁站在一起，更懂哪些人，自己能够把他们的声音带出来”(访谈48)。

在年轻的工作者看来，NGO服务实践的专业化应该要着眼于如何理解所服务的社群或所推动的议题，如何在行动者与草根社群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然而，对于他们来说，如何扎根社群、如何更了解他们所关注的议题恰恰又成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所面临的主要困境。这些在求学读书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大都不属于这些草根社群或者社会问题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因此，一种能够帮助他们打破身份壁垒、走进草根社群的工作手法就是必需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年轻人经过自我学习与探索，逐渐开发出一种独特的实践手法—“协作”。

这个被命名为“协作”的技术是一种团体工作手法，旨在创建参与式的活动流程，引导参与者在观点的分享与碰撞中完成相关任务或目的。在“协作”实践中，参与者才是主体，而一线工作者扮演的是协助的角色，借助各种技术工具确保创建一个平等、包容和开放的流程，鼓励参与者能够倾听在场每个人的感受，并在不受到社会地位或身份等条件的影响下提出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声音。这个技术在于帮助一线工作者最大化地回归社群，帮助他们创建一个参与机制，“让所有人的经验得到最大程度的共享和激发，在经验共享的时候打破自身视角的局限，从而激发出本土化的实践经验”(访谈23)。

协作技术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应用:其一是面向草根社群或服务对象，鼓励社群成员或参与者在一种平等且不受到社会地位等其他因素影响的环境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分享自身的感受，推动工作人员更好地走入草根社群，了解他们的声音以及现实需要;其二则用于机构内部，帮助一线工作者系统化地梳理与总结他们自身的实践经验，力图在专业权威的话语体系之外生产出更为本土化的实践知识。

根据大健的回顾，大约是2005年前后在NGO领域即有“协作者”的称谓出现。大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接触早期“协作者”的工作手法。到了2011年，大健以及他的同事星空作为第一批实践者通过读书学习、参加相关课程的培训并结合自身工作实践的反思，开始对“协作”有了更为专业和系统化的认识，并在摸索中日渐成长为“协作”技术的主要推动者。年轻人在推进“协作”技术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融入他们对专业、对社会的理解与思考，而这些价值理念正是这项技术备受年轻人追捧的原因之所在。

首先，这项技术强调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重视。任何个体成员的感受与体验、声音与思考都值得被表达、被尊重，而不应该受到任何其他因素的影响或者压制。正如一位被访者谈到，“(在这里)你作为一个人，你的爱、你的恨、你的爱好、你的理想，你是很鲜活的，这些是很吸引人的”(访谈22)。这里对“个体”的强调并非个人主义式的，这种工作手法“认同每个人都有价值，尊重每个人的声音，注重每个人不同的特点”，同时也强调“知识是所有人共同建立起来的，不是某个专家(说了算)，不是一言堂”(访谈46)。也就是说，这项技术的背后蕴含着“社会性”的视角或理念，“需要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同时也需要知道别人的需求是什么，问题是什么，体制性的原因是什么”(访谈23)，通过最大程度地激发每个人的观念、融合不同的视角，从而实现对社会问题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认识。在“协作”理念的影响下，这些年轻人一方面开始对社会生活里的支配性文化以及权力关系有所反思，并尝试带动更深层次的文化改造，在日常实践与互动中构建更加平等、开放与包容的文化，或如一些被访者所提及的“伙伴式”关系;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这种技术化的方式打破传统知识权威的专业垄断，寻求一种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推动本土实践经验的系统梳理与总结。如星空所言，“我们也在反思，很多培训都是在讲西方的一套话语，它们很强势地过来的时候，本土经验是不被承认的，是被认为不专业的，但我们认为本土经验一定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只不过是没有得到系统化的梳理，协作就是重新去承认这些经验。我们不希望有太多的外来经验，即使有也一定是补充，而不是主导”(访谈23)。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轻人对社会有了更多的思考。他们试图将“社会性”的视角带入到他们的社会行动与服务实践中，探索社会议题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比如权利、制度安排以及文化等，并通过议题推广与倡导来带动更多的社会改变。结合对残障社群的服务与支持，史姑娘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以前)那些抱着献爱心的态度，提供一些帮助或服务，这是不够的。对于NGO来说，我们不需要按照企业管理的方式来管理NGO，比如层级制、纪律或赚钱之类，这种东西会埋没掉NGO的活力。我们需要对我们这个议题很熟悉，推动一些社会变化，让我们服务的人群得到改善”(访谈34)。

当然，协作技术目前来看还不是非常成熟，其中涉及诸多的实践手法，而且如何将此更好地适用于不同的社会议题或社群成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与完善。不可否认的是，协作的工作手法在年轻工作者中广受欢迎，它尊重参与者自身的实践经验，并鼓励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经验的总结与梳理，而不是诉诸专家或知识权威的指导，而这点也契合了年轻人对于个人主体性的强调与要求，展现出他们试图挑战主流框架、创建另类专业实践的努力。

3.职业实践中的经济期待:“金钱”观的重新塑造

按照社会大众的一般理解，在志愿组织里参与服务的人就应该无私奉献、不求经济回报。当这些年轻人选择在以非营利为主要特征的NGO里开启职业生涯的时候，经济回报以及薪资发放就成为他们无法绕过的重要问题。一位被访者曾在访谈中分享过他对此的看法，“经常会有人来问，这个当然该拿钱，只要创造价值都需要有平等的回报。再说了，我也需要没有后顾之忧地生活，不能因为经济的问题让自己多窘迫。如果你自己生活状态不好的话，怎么去支持别人呢?”(访谈30)对于大多数年轻的一线工作者来说，目前的薪水尽管并不高但对他们来说确是很重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使得他们能够在社会组织里坚持下来，并在没有太多焦虑的状态下更好地创造社会价值。

实际上，被访者在谈到经济回报或工资的问题时，不仅仅是从谋生或生存的角度来看，更是将其视为对自我价值的认可。80后青年酷酷讲到，“(在这里)谈钱一点都不俗，钱是对你的价值的认可”。他提到自己从“义工”变成“全职”的时候，对待经济回报就有不同的看法，“自己做的事情很专业了，这个就应该收费。你只做义工的话是不会考虑钱的问题的，但是你做职业的时候，你要对行业负责，你要对别人负责，你要对职业操守负责，你要对自己负责，这也是对家庭负责，所以职业化是要考虑的事情”(访谈24)。

这些年轻人不仅着眼于提供专业的服务，以职业化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且也希望自己的专业实践能够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与认同。金钱或许不是最好的形式，但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种清晰有效的衡量标准。有被访者这样表达看法，“我们不应该回避钱的问题，应该大大方方地谈这个事情。这就是个职业嘛，不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尚，不要有什么道德绑架。我也喜欢喝酒，喜欢打游戏，也想多赚点钱，如果有机会我也想过得更好。薪水应该和我们的个人能力以及辛苦程度匹配，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人，让这个领域全面发展”(访谈29)。这些年轻人开始以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来面对经济回报或金钱的问题，他们尝试打破在社会服务领域常年流行的“无私奉献”论，从职业化的角度重新塑造“金钱观”，将经济回报视作个人的职业实践所应得的。同时，他们对个体利益以及自我价值也有了新的思考，认为增进他人或社会的福利与关注个人的利益或价值二者是不冲突的，“不求职业回报，过多强调牺牲和奉献，是对我们从事这种工作的人的一种伤害”(访谈18)。

不过，经济待遇依然是影响这些年轻人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被访者小船在访谈中提到第二个女儿的刚刚出生以及母亲的疾病时时刻刻提醒着而立之年的他必须面对与日俱增的生活压力。他也曾萌生过辞职的想法，“如果努力和回报不成正比的话，没有人愿意坚持在这个领域的，我也需要考虑现实的经济压力，需要理性地看待这个职业选择”(访谈12)。一位来自农村的被访者也表达过自己的焦虑，“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压力会更大，我父母是没有城市的养老保险的，而且他们肯定也是不大想回农村的，我的未来是要为他们负责的，所以我个人对薪酬是有期待的”(访谈18)。南都基金会联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薪酬水平低”是这个行业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见，薪酬问题依旧困扰着这些年轻人，尤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聚焦在非政府组织里寻求事业发展的都市青年，深入考察他们的职业选择及其另类实践，并探索其选择实践背后的意义。本文发现，青年一代不仅在面对个人选择的过程中日益成长为独立自主的“积极个人”，而且勇于打破“按部就班”的生活安排，在日渐发展起来的社会领域开启“另类”的职业探索。在各种压力或质疑面前，他们积极地引入“事业”观念来为其实践赋予新的意义。尽管不同年龄层的工作者对“事业”的解读稍有差异，但“事业”话语折射出年轻人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他们渴望在社会领域拥有更多的自由和实践空间。

这种自主性与独立性也体现在年轻人对专业的思考以及创建另类实践的努力上。他们没有完全依循主流的专业论调，而是结合自身对个体与社会的思考，探索出不同的专业实践。这种被命名为“协作”的工作手法着眼于社群成员，尊重每位参与者的知识贡献，强调在不同视角的充分交流与碰撞中增进对社会议题的理解与认识。在推动社会服务专业化的同时，他们也一改往日在社会服务领域流行的“无私奉献”论，而是抱以开放的态度来面对“金钱”问题，将经济回报视作职业实践所应得的。匹配的薪水不仅能够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更是对个体价值的一种认可。

不同于专注个体利益而对社会事务保持消极或冷漠态度的青年形象，我们看到了一群立足社会、扎根社群的年轻人。他们尝试创建崭新的实践角色，以“全职工作者”这一更为主动的身份投入到社会领域。他们渴望以自己的力量和方式来推动社会的改变，并从中追求个体的价值及意义。这一转变得益于社会领域在过去几十年的成长与发展，尤其是汶川地震之后，国家放宽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社会组织迎来了迅猛发展的时期，这些无疑为年轻人突破“制度化”的生活模式、在社会领域寻求另类实践创造了条件以及可能性。但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发展的不稳定以及与日俱增的生活压力也为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带来诸多的压力以及困扰，他们的个体实践能否坚持下去仍需要更长时间的跟踪。

理解这些年轻人的个体选择及其另类实践，还应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的变迁背景之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轻人身上逐渐增长的自主性或主体性，他们积极主动、勇于突破，在制度设定的选择之外拓展新的实践空间，而且在社会服务领域突破主导的话语或模式，探索并寻求更多的可能性。从这点来看，年轻人的个体性有了更为均衡的发展，这对制度化的生活模式或既有的个体化模式形成了一定的挑战。但另一方面，年轻人在突破制度化的选择及安排的同时，也需要面对个体化进程所带来的压力，包括社会组织发展的整体环境以及不断增长的生活压力，这些都会使年轻人的个体化实践处于“艰难前行”的状态。可见，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依旧是一个复杂且不断变动的过程。本文仅试图揭开复杂景观的“冰山一角”，而个体化进程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观察。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社会学的个体化理论:西方脉络与中国图景研究”(项目编号:19YJC840010)资助成果]

段然：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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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