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斯敏：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七大看点

（图片来源：摄图网）

作者|戴斯敏  来源|IPP评论(ID：IPP-REVIEW)

今年大家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关注可谓是空前高涨，从数据尚未公布前媒体和网络上关于“人口首次负增长”的传闻，到5月11号随着第七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千呼万唤始出来”，总人口规模、生育率、老龄化、性别比等数据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过去十年，中国的人口规模、结构以及分布有着怎样的趋势性变化？如何看待人口变化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未来的公共政策应该如何更好应对这些变化？我们一起从数据中找答案。

一、出生人口数和生育水平

七普初步汇总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出生人口数为1200万人，出生人口规模持续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2019年出生人口分别是：1786万人、1723万人、1523万人、1465万人）；总和生育率[1]为1.3，远低于更替水平[2]（2.1），亦低于“低生育率陷阱”[3]警戒线（1.5）。

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是复杂的，同时各种因素存在叠加和相互强化的作用。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生育率水平迅速下降，并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更替水平以下的低生育水平时期。2013年和2016年分别实施的“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生育政策，提高了二孩生育率，然而，宽松化的生育政策只取得了“昙花一现”的效果，出生人口规模从2018年起持续下降，低于计生政策改革之前。影响我国生育水平的不再是“让不让生”，而是“愿不愿意生”的问题。

七普数据显示，当前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8。就一个人口群体的平均生育意愿而言，少于两个孩子即为“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意愿”。近年来的多项研究均显示，无论是城市、乡村居民，还是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都已经低于更替水平，尤其是平均理想子女数也降到了2以下，超低生育文化普遍流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和“00后”，其婚育观念与上一代也有明显的差别。

然而，在平均生育意愿处于超低水平的情况下，许多家庭存在未能满足的生育需求，即“生育赤字”。高养育成本（包括照料成本、心理成本和机会成本）、高教育成本、高房价、个人收入增长缓慢、就业不稳定等结构性因素，都是导致生育赤字的重要原因。“结不起婚、买不起房、养不起、没人带、没精力”等是许多家庭面临的困境。从2020年这一特殊的普查年来看，新冠疫情增加了人们对生计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导致婚育安排的延后或取消，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育意愿和时期生育水平。

除此之外，近年来，一些对生育水平有负面影响的人口因素也在强化之中。（1）育龄妇女规模持续减少，2020年我国15—49岁的育龄妇女规模为3.2亿，20—34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规模为1.45亿；201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3.4亿、1.5亿；而2016年则分别为3.6亿、1.6亿。由于育龄妇女规模持续减少，即使维持生育水平不变，出生人数也将不断下降。

（2）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受教育年限的人延长，初婚、初育年龄进一步推迟。201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为23.8岁，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8)，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推迟至26.5岁。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时期生育水平也会进一步降低。

(3)自愿不生育夫妇的数量增加。（4）不孕不育率不断提高。据报道，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近年12%—15%左右，不孕不育者约5000万[4]。受环境污染、生育年龄推迟、生活压力等因素影响，不孕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由此看来，低生育已成定局，并且未来生育率水平可能还会不断降低。上述对多种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及其互相叠加强化的分析启示我们，首先，未来生育政策的讨论重点不能仅仅围绕是否完全放开，相关政策的取向，需要摆脱单纯从数量出发控制管理的思维方式，从明确定义生育数量转向尊重育龄夫妇的意愿和需求，实现家庭自主生育。

其次，需要更多关注与生育相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民生方面的问题，如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制定相关政策解决青年人的住房问题，以提高青年人结婚意愿和生育意愿；着力减轻生育养育的经济成本，大力发展托育服务和普惠式照料体系，推行女性就业保障和性别平等制度，倡导男性积极参与子女照料和家务劳动，缓解女性的母亲角色和职业女性角色之间的矛盾，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有效支持家庭实现理想的生育目标，缩小“生育赤字”。 

二、人口年龄结构

公布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平均年龄为38.8岁，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为8.8亿，与2010年相比，减少了4000多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70.14%下降到2020年的63.35%。与之相对应的是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8.70%，相比2010年第六次普查上升5.44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比第六次普查上升4.63个百分点。除了西藏外，全国30个省份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其中辽宁、重庆、四川等12个省份（城市）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4%）。同时，与2010年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35个百分点。

我国人口结构在这十年间表现出了“两升一降”的趋势，即少儿人口、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滑。从全国来看，总抚养比从2010年的34.28%提高到2020年45.88%，这意味着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儿童、老年人从34.28人增加到45.88人。其中，少儿抚养比从22.3%上升到26.19%，老年抚养比从11.98%上升到19.69%。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迫切性空前凸显。一方面，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综合的、复杂的，只靠提高生育率不能解决老龄化问题。当前亟需在认真倾听、科学调研不同年龄段、不同居住安排、不同社会背景等的老年人口的切身需要的基础上，构建为老服务的政策和制度体系安排，疏解老龄化给我国社会带来的潜在风险，如未富先老、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等。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受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老龄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农村地区留守老人居多，属于特殊弱势群体，应加快并加大农村老龄化制度设计。

三、总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态势

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总人口为14.12亿人，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我国人口十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并且显示出了增速放缓的趋势。

目前，我国人口仍处于表面正增长阶段，但是人口内在增长率在1990年代就已由正转负，人口增速不断放缓，人口负增长惯性逐渐积聚[5]。伴随着生育率长期走低和人口老龄化不断推进，未来中国人口增速将会进一步减慢，直至人口增长率从正转为零，再转为负，迈入负增长时代。

在这几天的关于七普数据的讨论中，多个专家学者都做出了中国在“十四五”期间，即2025年之前，可能出现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的预测。如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教授翟振武认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房价迅速提升，人均收入快速增长，教育水平发展迅速，生育率下降速度要比原来预计的快一些。我认为在‘十四五’期间，即2025年之前，甚至再过两三年左右，中国人口就有可能实现零增长。”[6]

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应该继续坚持当前“全面两孩”政策还是应该继续放宽直至最后完全取消生育限制，成为人口政策争论的新焦点。虽然大多数人口学者认为应该取消生育限制，将生育权最终回归家庭和个人，但不管承认与否，仍有学者从“适度人口”理论出发， 秉持人口负增长战略思想，认为中国人口规模还是过大，人口少一些可能是好事，可以减轻经济发展、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因此当前人口政策最好止于“全面二孩”政策。

然而，“适度人口”只是一个抽象理论概念，测算需要诸多假设，且适度人口本身难以找到统一标准，因而不同学者的估计相差悬殊，这一概念基本已被国际学术界所否定[7]。同时，人口承载力也会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讲，也不存在静态、绝对的“适度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这些年来，人口多、底子薄的宣传口号早已经深入人心，但人口从来不是“负担”，从供给端来看，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加充足的劳动力和更多的人才，从需求端来看，人口多则意味着市场潜力大。因此，人口的减少并不一定意味着就业竞争压力的减少，从长期来看，就业机会会随着人口的减少、需求的减少而减少。

当前，我们不应该将人口负增长这一无法避免的人口事实看作一种理想状态，既不能将其看作好事，也不能放任不管，而是应该科学决策，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尽量减缓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努力改善人口结构。 

四、流动人口和城镇化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2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88.52%。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7亿人，流动人口[8]为3.76亿人，与2010年相比分别增长192.66%和69.73%。

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我国的人口流动更趋活跃，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近距离的人口流动增长更快，省内流动人口比2010年增加了1.16亿人，达到2.51亿人，增长85.70%，同时，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人，比2010年增加3896万人，增长45.37%。从流向上看，在跨省流动的人口中，流向东部地区的占比73.5%，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

人口流动聚集的同时，我国城镇化发展也在加速。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2亿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10亿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亿人，乡村人口减少1.64亿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

城市化的发展靠两种机制，第一是自然增长，第二是迁移流动。过去的十年，14%的城镇人口增长绝大多数是靠迁移和流动。在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镇化不断推进下，“乡土中国”正日益发展为“迁徙中国”[9]，为了适应“人口迁徙时代”，政策和制度上的完善更为迫切。如通过广泛的制度支持更好地促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和社会融合。

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对落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背景下，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规划应该以常住人口规模为依据，并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和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推动更为平等和积极的经济参与和社会投入，以加快形成经济社会和人口流动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五、家庭户规模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家庭户为4.94亿户，家庭户人口为12.92亿人，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人，已跌破3人，比2010年减少0.48人。与历次普查数据相比，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缩减态势加剧。

家庭规模缩小被视为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一直呈现缩减态势，从1964年的户均4.43人降至1990年的3.96人，2010年进一步降至3.10人。家庭户规模在1990—2005年之间缩减幅度较大，之后缩减趋缓，2015年平均家庭户规模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持平。按照“七普”公布数据，2020年这一态势被打破，家庭规模进一步缩减至2.62人，较上次普查/抽样调查户均减少了0.48人。

长期施行的普遍一孩政策极大压缩了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大家庭解体，小家庭增加。而在近些年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家庭户规模的持续下降主要受到家庭户数快速增长的影响（即实际登记的家庭户数总量上升，相应的户均人数就会下降）。这背后或许反映了随着上述的人口的迁移流动的增加、住房条件的改善，以及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分散居住现象越来越普遍。

家庭户规模的减少，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家庭结构，如由于中老年人越来越多单独居住及年轻人推迟婚育等，单人户和夫妻户的比例大幅增加。这种户均规模减小映射了怎样的家庭变化，特别是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的变化，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趋势是，我国从传统的大家庭逐步发展为更多的小家庭，无论对养老还是育儿来说，代际家庭支持功均呈现出弱化的趋势，这意味着未来我们需要探索更多、更高效的家庭外部社会政策支持。 

六、性别比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总性别比为105.1，跟2010年的105.2大概持平，出生性别比虽然对比2010年已经下降了6.8%，但仍高达111.3。所谓出生性别比，就是一段时间内某地区每出生100个女婴，同时出生了多少个男婴。一般来说，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应该在103—107区间内。这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出生性别比达到111.3，属于中度偏高的失衡。

随着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的实施、生育观念的转变、男孩偏好的减弱，我们看到出生性别比逐步下降这一可喜的变化趋势。未来随着更详细的普查数据的公布，包括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等，我们将会对中国当前性别比情况有更为全面的了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出生性别比仍然处于偏高的状态，性别失衡问题的治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种性别比失衡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后果，如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失衡可能会改变产业结构、加剧经济的脆弱性。若适婚年龄人口性别比过高，大量的男性，尤其是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将面临婚姻挤压，无法结婚，可能会导致性犯罪、拐卖女性、买卖婚姻等违法行为的增加，影响社会稳定；也可能会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缺少社会网络支持和生活保障的“独居老年男性”亦对未来养老服务体系提出了挑战。只有努力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才能进一步减弱男孩偏好，减少堕胎女婴、杀女婴的现象。否则，长期失衡的性别比带来的风险和后果，只会持续积累。

七、区域差异

区域差异显著一直是中国最为突出的国情之一，无论是以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力度，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习俗，以及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中国各地区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人口状况上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包括人口增长的方向和速度、年龄结构、生育水平、死亡水平、迁移流动、性别比等的差异。

图1 第七次人口普查各地区人口分布

（图片来源：公众号“RStata”[10]）

对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十年人口变化趋势来看，共有25个省份人口增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人口占比大幅上升，所占比重相比2010年上升2.1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所占比重则分别下降0.79个百分点、1.20个百分点。如图1所示，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愈发明显。

广东还是十年来人口绝对值增加最多的省份，增加了2171万人；浙江第二，增加了1014万人。实际上这些增加的人口高度集中在深圳、广州、东莞、杭州、宁波等少数几个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呈现人口净流出态势，如近年来东北三省经济与人口双双下行的趋势，就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与担忧。数据显示，2020年，东北三省总人口为9851万人，比10年前减少了1101万人。其他区域如山西、内蒙古、甘肃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口规模减少。

除此之外，不同区域、城市间的生育率和人口年龄结构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如广东 15—59 岁的人口比例最高，为 68.8%，在人口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优势明显。在养老负担方面，重庆、四川、辽宁的老年抚养比分别是25.49%、25.28%和24.38%，排名前三，相当于4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负担1名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又如东北的生育率下降超前全国十多年，长期低生育率给经济的提振带来巨大挑战。

经济发达程度、就业机会、基础设施水平等决定了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而人口的多寡和结构亦会影响地区的经济活力。当前城镇化和经济集聚的趋势性变化，无疑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大量人口外流到大城市和发达区域，房价高企、交通拥挤、学位紧张等问题对城市治理、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等提出越来越大的挑战。

要让年轻人可以在大城市残酷竞争之外有其他选择，前提是中小城市的人口和经济增长要保持较为稳定。如果全国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人口走向萎缩和高度老龄化，就不利于我国实现均衡发展的愿景。因此，各地区的人口政策除了在全国性政策的原则和基础上制定，并因地制宜加以适当调整和完善以外，还应该充分发挥间接引导性政策的作用，通过放宽户籍限制、创造宽松型制度环境等必要措施，保证地区的人口安全和经济发展。 

总的来看，中国人口面临较大的结构性挑战，少子化、高龄化、以及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会影响到劳动力与整体竞争力、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从微观层面来看，快速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一方面使中国传统家庭和亲属结构发生改变，也使得失独家庭、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高风险人群快速增长。

上述的分析表明，一方面，人口问题牵扯到社会方方面面，所以人口政策要跟许多社会政策结合起来。只有尊重人口变动的客观规律、了解民众观念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满足民众需求，相关政策的制定才能更有效地积极应对变化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人口因素变化是一个长周期现象，缓慢但势大力沉。因此，政策要有长期性、预见性和危机性，很多政策的实施刻不容缓，但也要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

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

[1]总和生育率是指假设妇女按照当前时期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总和生育率采用的是“假定队列分析”法，为时期指标，易受时期因素影响。

[2]即世代更替水平，指的是足以维持人口世代更替的生育水平，考虑到当前人口分年龄段的死亡率水平，妇女终身生育率的更替水平为2.1左右。

[3]基于大多数低生育国家和地区鼓励生育的政策提升效果并不显著的现象，Lutz 等人提出了“低生育率陷阱”假说。该假说认为，总和生育率一旦下降到1.5以下，受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机制的影响，扭转或者提升异常困难。这些自我强化机制主要包括：长时期的低生育水平导致育龄女性规模锐减，人口负增长惯性导致出生人口数量变得更少；在低生育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由于受到小家庭生活环境及低生育文化的影响，其生育意愿比上一代更低；年轻一代通常比上一代消费意愿更强，在收入水平增加程度明显不如消费提升程度的情况下，其生育意愿将更加低迷。这三个机制都是一种恶性循环，造成出生人数的“螺旋式”减少。 

[4] 健康时报. 全国大部地区生育率持续下降，专家一语道破：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EB/OL]. [2021-02-21]. http://finance.eastmoney.com/a/202102211815076947.html.

[5] 张现苓, 翟振武, 陶涛. 中国人口负增长：现状、未来与特征. 人口研究2020(03): 3-20.

[6] 时代周报 谢江珊. 只剩4年，中国人口恐降至零增长！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解读七普数据[EB/OL]. [2021-05-11].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9NUI9AD0519APGA.html.

[7]王军,周思瑶.中国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与未来人口政策选择[J]. 青年探索, 2021(01): 37-46.

[8]流动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包括省内流动人口和跨省流动人口。

[9]段成荣,吕利丹,王涵, 谢东虹. 从乡土中国到迁徙中国：再论中国人口迁移转变. 人口研究, 2020, 44(1): 19-25.

[10] RStata. 图说第七次人口普查：地区分布、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EB/OL]. [2021-05-15]. https://mp.weixin.qq.com/s/OiruMB3ASSL31Il1a9rwRg.

编者按：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ID：IPP-REVIEW)，作者：戴斯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