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全球第一,贡献不敌一个斯坦福,中国高校科创需要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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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华商韬略原创 作者:杨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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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不再把房市、股市作为首选的挣钱手段时,就是中国诞生下一个谷歌的时候了。”

1998年夏天,美国加州,思科副总裁、太阳公司创始人安迪·贝托谢姆在简单搜索了几个关键词后,给两个年轻人开出了10万美元的支票。

20多年后,安迪押注的这家公司,成长为全球互联网科技巨无霸,用户近40亿,市值超过1.5万亿美元,两名创始人身家500亿美元,富可敌国。

这家公司就是大名鼎鼎的谷歌。

初次见面仅十几分钟,两位年轻人靠什么打动了安迪?答案是谷歌最核心的页面等级搜索算法。

1997年,还在读博士的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就为这项技术申请了专利,准备创业。

他们所在的斯坦福大学专门设有技术许可办公室(OTL),协助他们申请专利,并对外签订专利许可协议。当两人因资金耗尽而焦灼之际,也是OTL帮他们联系到了硅谷天使投资人、校友安迪·贝托谢姆,顺利筹到了总计100万美元的天使轮融资。

作为回报,斯坦福大学也是谷歌搜索专利的拥有者,在谷歌IPO时占股0.7%,获利3.36亿美元。

除了谷歌“双雄”,斯坦福大学培育的硅谷科技公司创始人数不胜数,他们创办的公司如雷贯耳:从芯片产业鼻祖——仙童半导体,到英特尔、英伟达、惠普、思科、雅虎等信息产业巨头,以及特斯拉、领英等行业领头羊,这些公司加起来有5000多家。

拥有58位诺贝尔奖得主、14位美国人工智能协会学者的斯坦福大学,也因此成为硅谷的智慧之源和心脏,是当之无愧的硅谷孵化器。

据统计,1988年-1996年,斯坦福孵化相关企业贡献了硅谷总收入的六成。这些公司的起点,都是一项项在校园崭露头角的专利,而斯坦福独特的专利转化模式,帮助他们将利益放大到了极致。

1951年,斯坦福大学开创了一个高技术工业园区,即硅谷原型。

这个园区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将专利变现,为科研和生产搭桥,在技术转移方面采取了第三方模式。但这一模式下,斯坦福首个专利转移收入仅5000美元。1954年-1967年,斯坦福的专利转让费约4.5万美元,与庞大的研究经费投入不成正比。

为此,斯坦福1970年成立了专门的技术许可办公室(OTL)。OTL将专利运营做得风生水起,聘请了专利技术经纪人,负责一项专利技术从披露到转让的全过程,专利申请则由律师事务所来处理。

1980年,美国《拜杜法案》诞生,更是打破了政府垄断,为大学技术转化扫清障碍。

在该法案制定之前,政府资助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权,一直由政府拥有,科研成果转换乏力,许多成果被闲置。该法案将知识产权收益“一分为三”:1/3归学校或公司,1/3归研发团队,1/3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极大地激发了高校专利技术转化的热情。

随后,美国各大学也纷纷效仿斯坦福大学,建立了自主专利技术转移机制。

如今的斯坦福管理着有效专利2117件,技术许可率在25%左右,技术许可收益累计超19亿美元。每年披露技术发明约500件,对外签署许可协议100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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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斯坦福大学OTL年报

斯坦福以外,知识产权商业化正在全球高校如火如荼地进行。它们纷纷成立技术转移公司,使专利技术不再停留在实验室和论文里。

截至2020年7月,牛津大学管理着4793项个专利项目,衍生了200多家公司,吸纳融资近9亿英镑,牛津大学拥有的股份价值超过1.3亿英镑。

有“中东哈佛”之称的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拥有专利数量多达10000项,全球170多家公司每年为其带来10亿美元销售额。其中最耀眼的是自动驾驶辅助系统龙头Mobileye,就是由希伯来大学两名教授创办,被英特尔收购之后,成为其明星增长业务。

相比之下,中国大学在全球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与美国不分伯仲:中国大学产出学术论文数量全球数一数二,专利数量也是全球数一数二,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却被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19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我国高校专利转化率极低,约为8.1%,三大技术转让方式分别为专利许可、转让、技术入股,转化比例各为2.9%、3.2%、2.0%;而高校产业化率仅有3.7%,远低于企业的63.7%。

中国教育部科技司编撰的《2019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显示,全年高校专利授权数共184934项,专利出售6115项,合同转让数为11207件。按此计算,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9%。相比2015年的不足3%有较大提高,但比起美国50%的转化率,差距悬殊。

而当年高校科技经费总支出高达2000多亿元,这些成果转化的收入,仅能覆盖成本的2.5%。

有业内人士评论道,“这意味着政府投入数万亿资金的研发成果,有90%打了水漂。”

另据incopat全球数据库,2018年,我国产学研合作的专利申请占比仅1%。产业与科研的脱节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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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产学研申请数量占比 

数据来源:incopat数据库

近年来,在科研经费持续增长和专利补贴政策下,中国专利数量远超发达国家。

从研发经费投入规模来看,中国早在2013年便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科研经费投入国。

根据国家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部公布的《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9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22143.6亿元,比上年增加2465.7亿元,增长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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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球科研支出经费排名

  数据来源:OECD

在巨大科研经费的投入下,中国专利数量近年来飙升。2011年,中国专利申请跃居全球第一,随后这个记录保持了10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专利申请量达143万件,发明专利授权53万件,国内有效发明专利达221.3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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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大学Top15科研经费排行榜 

数据来源:美国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科技司

在国际专利申请方面,2020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近6.9万件专利,连续两年打破了美国的垄断地位。

其中,高校的身影十分活跃。深圳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跻身教育机构PCT申请排行榜前五名,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截至2019年底,我国“双一流”大学拥有的发明专利超过25万件,其中,浙江大学、清华大学都超过了2万件。

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披露的数据显示,2011年-2020年,其国内专利发明授权数超过1.6万件,有效专利近万件,美国专利授权数达到1539件,位居全国高校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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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清华大学官网

2020年,斯坦福大学有效专利为2117件,约为清华大学的20%。

然而,专利数量激增,转化率并没有相应大幅提高。以代表中国高校最高水平的清华大学为例,截至2020年,清华大学专利转让1795件,专利转化率也只有9%。

落到最终的产业化成果,数字更惨淡。

“清华大学走到中试阶段的技术,最终产业化的成功率不足5%。”清华大学河北中试基地负责人曹建国近日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透露。

在他看来,清华大学2020年专利转让的科技成果,大多是一次性技术转让,高校教师缺乏热情。没有他们的深度参与,项目中试都很难成功,更别说产业化了。

为何中国高校的专利数量与转化率不相称,甚至绝大部分专利都长眠纸间呢?

1997年,32岁的张跃明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博士毕业,成为北工大的第一批博士后。

他长期从事机械领域基础研究,帮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但到了50岁,还因论文没有别人发得多而评不上教授。这件事在科研界引起了很大争议。

后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科技管理的改革举措,学校也建立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打破“唯论文论”,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张跃明才凭借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产业化成果,成功晋升教授职称。

但这是近两年才有的事情。在此之前,从重论文轻专利,再到专利“注水”,中国科研界的荒诞景象不断上演。

在一项国家知识产权局2019年的调查中,高校和科研单位表示,被搁置的专利中,40%以上是为了完成专利评审或考核、获得奖励等目的。

因此到了2020年,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三部门联合发文件,提出停止奖励专利申请、专利授权,鼓励发明人进行专利转化,提高转化收益比例,对评价机制的错配进行纠偏。

但即便激励措施到位,中国高校还面临着专利运营能力不足的短板,缺乏真正对接实验室与企业流水线的科技中介。

国家知识产权局调查称,一半以上的高校,在专利转移转化中遭遇“专利技术水平低”和“缺乏技术转移的专业队伍”两大拦路虎。

该调查指出,2019年,中国仅有6.4%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这些机构中,有八成的专职管理人员在2人以下,专业化服务能力明显不足。大部分专利转移机构往往充当配角,主要职能是辅助项目申报、过程管理和成果评审验收,成果转移转化却被边缘化。

相比之下,在科研成果的研发阶段,美国大学技术转移机构就会介入,基于市场评估价值潜力,确定知识产权保护方式以及市场推广和转化策略。美国大学有约30%的技术,在还没有获得专利授权时,就已经被成功地许可给企业商业化使用。

专利转化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交易的活跃度。

根据《拜杜法案》要求,美国大学只能使用专利许可来进行技术转化,大学依然保留专利权,而非专利权转让,即主张大学不保留专利权,专利权转移到企业手中;同时美国大学的技术转移手段以非独家许可为主,一个专利可与多个企业缔结合约。

我国技术转化主要是以一次性售卖为主,一项专利转化成功只能属于1个合同、1个受让方,而无法将专利重复出售给不同企业。并且转让后发明人不再参与,企业需要支出高额费用,还要承担运营成本和风险,降低了企业的专利交易意愿。

职务发明专利产权归单位所有、审批手续复杂,以及侵权维权成本高等因素,也使专利发明人的积极性受挫。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20年最新修订版明确,“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职务发明作为“国有资产”的属性,“不转化无人负责,一转化有人问责”,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科研人员的观望态度。

2015年,四川率先试点“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将职务科技成果由纯粹国有变为国家、职务发明人混合所有。

股权分配落地后,5年后,便“唤醒”了500多项职务发明专利。西南交通大学有222个项目完成分割确权,打破了2009年之前只有一项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窘迫。

此外,一项科研成果提交专利申请时,需要披露详细的制备方法、基本原理等核心技术要素,这相当于是在给竞争对手指路。一旦公开上述信息,同行就能按图索骥破解其中的关键技术,后来居上创造出新的替代技术。

面对抄袭,即便取证成功,发明人能得到的赔付金额也很低,平均判赔额只有8万元,而在国外动辄几百万美元。

由于机制、平台、专利运营机构各个环节的缺失,知识产权变现渠道不畅,导致中国高校许多高价值专利“养在深闺人未识”,如同荒废的金矿。

以上种种,使得我国高校整体创新力落后于欧美国家。在路透社2019全球最具创新力大学榜单中,美国占据了46个席位,中国仅4所大学上榜,分别是清华、北大、浙大、上海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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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全球最具创新力大学榜单  

来源:路透社

科学技术的火种,往往最先在象牙塔中点燃,随后传遍世界,惠及人类。

技术灯塔照耀之下,美国从200年前的蛮荒之地,蜕变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中心。

如果没有交流电、飞机、汽车的发明,没有“八叛徒”在一张餐巾纸上“创立”的仙童公司,没有创新火炬的熊熊燃烧和缜密的专利保护制度,就没有如今的硅谷。

60年前,苏联科学家彼得·乌菲姆采夫一篇钻石切面散射无线电波的论文,启迪了美国隐身F22的研发。

人类科技发展史证明,基础研究是产业诞生和振兴的根本。

而参透这个道理,愿意在专利和理论等基础研究上下苦功、与大学等科研机构联手的企业,在竞争中将会获得更大胜率。

2018年7月26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向5G极化码(Polar码)之父——埃达尔·阿里坎(Erdal Arikan)授奖,表彰其对5G通信的贡献。仪式开始之前,任正非率领华为高管集体起立迎接,鼓掌长达十分钟。

埃达尔是华为5G发展的大功臣。

2009年,华为的数学家团队在IEEE期刊上发现了一篇极化码论文 。论文只有26页,作者只有一位,就是土耳其数学教授埃达尔·阿里坎。

华为团队研究之后,如获至宝,马上安排专家跟埃达尔·阿里坎取得联系,与他展开合作,对他的这篇论文进行研究。经过近10年的研究,最终形成了华为一系列5G专利。

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研究机构Grey B的最新分析显示,华为拥有3007个已申报的5G专利族,位居世界所有公司之首;在华为的5G专利族中,华为有18.3%是正在使用的标准必要专利,比其他任何公司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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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华为在全球有26个研发能力中心,在职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多人。

深受美国《拜杜法案》启发,任正非以“撒胡椒面”的方式投资全球大学科研机构,不计回报,只希望让大学受益,并回馈社会。

多年来,华为一直鼓励坐“冷板凳”,对科研的不确定乃至失败给予极大包容,秉持科学无国界的原则,与全球知名大学的一流科学家进行对话与合作,希望“超前世界”,占领先机。

但华为只是产学研齿轮运转良好为数不多的案例之一。

中国致力于科技进步和实业的人士占比相对较少,由于缺乏创新动力,各行业内卷严重。

硅谷风险投资人、谷歌前资深研究员吴军多年前曾指出,“几乎所有中国富豪的财富,不是来自于股市,就是来自于房产。”但试想100年后,中国科技的进步,能通过房产泡沫或股市泡沫来实现吗?

不过,这一现象已有改观,好消息不断传来。

从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开始,中国科技的光芒已经无法掩藏。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位居世界第14位,较2015年上升15位。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9.5%,不过,与美国和德国的80%还有差距。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61万人年,连续多年全球第一。

2020自然指数年度榜单中,中国科学院已连续8年蝉联世界冠军,贡献份额占自然指数总份额的2.8%,是第二名哈佛大学的两倍。

如今,在高铁、 5G、自动驾驶等前沿领域,中国也进入全球第一梯队。

未来全球越演愈烈的科技战,归根结底即专利战。点亮人类文明的下一个灯塔,高校作为创新堡垒责无旁贷。

“如果把英国工业革命指数定为100,美国今天是150,我国是70,中国缺的30%是原创,需要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任正非指出,中国大学应当担负起追赶世界理论中心的担子来,在未来依旧大有可为。

“当人们不再把房市、股市作为首选的挣钱手段时,不再玩一轮轮融资吹泡泡的游戏时,就是中国可以诞生下一个谷歌的时候了。”吴军意味深长地写道。

参考资料

[1]  斯坦福大学OTL官网 www.otl.stanford.edu

[2]《谷歌的故事》戴维·怀斯 马克·摩西德 中信出版社

[3]《硅谷简史》钱纲 机械工业出版社

[4]《浪潮之巅》吴军 人民邮电出版社

[5]《中美贸易摩擦之下,如何认识和理解拜杜法案?》知识分子

[6]《若果有人拧熄了灯塔,我们怎么航行——任正非在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座谈时的发言纪要》华为心声社区

[7]《让基础研究成为时尚,华为请科学家走上了红毯》腾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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