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职业发展是大学质量的重要构成要素

作者|方略研究院  来源|一读EDU（ID：yidu_edu）

鉴于人才培养已成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指标，以学情调查为抓手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一定程度上将会是院校发展的“必由之路”。

那么，不同类型的高校应该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情调查工具呢?

“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项目组开发了适合不同类型院校人才培养过程的调查工具，其中，“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黄色问卷)专门为占据我国高校主体的应用型院校“量身定制”，能够回应应用型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需求。

为帮助各位更好地了解CCSS黄色问卷，一读EDU日前专访了负责研制“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全球学校与学生发展评价研究中心秘书长罗燕博士，让我们听听她的详细解读。

（图片来源：摄图网）

一读EDU：项目组为何在此时推出“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

罗燕：作为工具的开发者，之所以推出“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我们认为学生的职业发展应该是高校质量观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

从大学的发生史来看，大学产生于欧洲中世纪，虽模式多样，但主要构成为文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其中，文学院是低级学院，是为学生进入三大学院做准备的。因此大学的产生从最开始便是与学生的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

此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大学出现国家化的制度转型，以19世纪初德国洪堡大学的创建为起始，大学被建构成以知识生产为核心的新型社会机构。但是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在公众压力下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大学开始了大众化的制度转型。

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意味着什么，在国内的高等教育界，仍然是一个未被解答得很好的问题。我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是简单的上大学人数的数字增加，而是大学组织职能的转变——学生的职业发展再次回归成为大学质量的重要构成要素。

其二，随着全球化进程进入湍流阶段，反全球化、修正全球化和再全球化势力纷纷涌现，全球产业链面临重组的挑战，各国的就业体系日益变得脆弱，而这又突出表现为职业经历空白或处于薄弱阶段的青年群体的就业障碍。

据调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0个国家的 15-24 岁年轻人当中，平均有 11%的人是啃老族(不接受教育、不参与工作、不进行培训)，33%的人失业时间短于一年，7%的人失业时间超过一年(Bell, D. N. F. & Blanchflower, D. G. ,2011)。《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17》报告称，全球约20%的青年人处于失业状态。欧盟 2019年的报告也显示，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的青年失业率已逼近 40%。

而我国的青年就业情况也不乐观，近年来青年失业率节节攀升。失业正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与劳动力市场脱节，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青年失业问题将给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此时，关注学生的职业发展正当其时。

一读EDU：“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适用于哪些学校?

罗燕：高校分类是一个复杂的研究问题，以前我们常把高校分为教学型和研究型，主要是按研究生和研究活动的占比来区分高校的属性。

然而，研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既可以是直接服务于市场竞争的应用属性，也可以是服务于知识创新的学术属性，其并不能真正反映高校的属性差异。

为此，我建议根据学生毕业后的分流去向，亦即大学与社会连接的差异，将大学分成应用型和学术型两类。

那些学生毕业后主流是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属于应用型;而那些学生毕业后多数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并有志于进入学术职业的则为学术型。

“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 适用于所有具有应用属性的高校。

(来源：一读EDU编辑部制作)

一读EDU：目前针对应用型高校的学生调查现状是怎样的?存在哪些问题?与这些已有调查相比，“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 具有哪些特点?

罗燕：虽然，我国目前运行着不少大学生调查项目，有像“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这样基于学生学习投入(student engagement)概念的测量工具，也有基于主题(如求职、就业等)的大学生问卷调查，还有面对特定高校类型(如高职高专)的综合性问卷调查，但是作为针对应用型高校整体、聚焦学生学习与劳动力市场角色转换与衔接，并将此视为高等教育质量重要构成的调查工具，“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应该是比较独特的。

事实上，在“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被开发之前，有些应用型高校参加CCSS的学生学习投入调查，却发现学生的学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和学生(自主)参与高影响力的教育活动之间存在背离——

学生们投入学习的时间很长，但他们(自主)参与高影响力的教育活动的频率却存在明显落差，这提示着我们一般的学习投入问卷对这类高校并不适用，因为很多学生的高学习投入行为是因为高校的后高中化管理所带来的，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动力均比较弱。

为此，我们在设计、开发这份调查工具时，不仅捕捉学生一般意义的学习行为，还深挖学习行为深处的学习动机，学习意义感乃至隐性的辍学行为(学生只是假装在学习)，以及与此密切相联的院校治理水平(学生所感知的院校支持和学习权力)。

问卷的另一个聚焦点是学生对自己与劳动力市场匹配的认知和准备，这主要表现为学生的职业探索、职业认同和就业力，以及与此相关的劳动价值观测量，应该说这些都是“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的重要特色。

一读EDU：应用型高校可以利用“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做些什么?

罗燕：应用型高校可以利用“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做各种院校诊断，具体来说：

(1)诊断学生的社会构成，学生都来自什么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贫困生的比例以及来自高校所在地区域外的学生比例等;

(2)诊断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状态，例如大一的学生适应、大二的“拐点“现象、大三的分流以及大四的就业力等;

(3)诊断不同学院的课程质量，这既包括体现课程设计水平的认知目标，也包括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

(4)诊断学生的学业收获，特别是比较不同学院学生在学习投入和职业能力构建上的水平差异;

(5) 诊断学院和大学两个层面的治理水平，特别是学生满意度、学生感知到的院校支持以及自主权力运用情况。

一读EDU编辑部根据罗燕老师PPT重新制作

一读EDU：关于如何更好地运用“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服务学校改革实践，您对应用型高校有哪些建议?需要注意避免哪些问题和误区?

罗燕：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的诊断作用，我们建议院校可以采取以下模式：

(1)追踪研究模式，即对大一经过随机抽样被选中的学生展开每年一次连续的追踪调查，这样不仅可以捕捉学生在大学四年中学习行为的变化，还可以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变化进行聚类研究，为后续的教育干预提供方向。

追踪模式的另一个突出好处是，可以诊断学生在学业收获，特别是职业能力构建水平上的变化。因为问卷提供了很多与此相关联的课程和院校支持的调查选项，因此可以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展开归因分析。这样，一方面可以捕捉学生能力的增值性发展水平究竟如何，另一方面，可以精准判断院校的教育活动和安排是否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学业获得和能力增长。

(2)干预性实验研究模式。很多高校都会在一定的时间阶段或一定的学生群体中开展特别干预的政策或教学实验，“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可以为判断这样的教育政策或实验是否有效提供实证分析。

需要注意或避免的误区是，无论是追踪研究还是实验研究，都需要注意对一些关键变量特别是学科差异和性别差异进行控制。我们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学习行为以及职业能力构建存在较为明显的学科常模和性别常模的水平差异，因此在做教育诊断分析时需要控制这些变量的影响作用。

一读EDU：下一步，“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是否还会进一步调整，调整的方向是怎样的?

罗燕：“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经过5年不断的完善，特别是认知访谈和工具的测量学检验，目前已经比较成熟了，一个成熟的工具稳定性是其重要的特质。因此，“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不会再有明显的调整。它将以信度和效度均良好的特质服务于我国应用型高校的诊断和改进。

当使用“中国大学生学习与职业发展调查”的高校达到一定规模数量时，我们会考虑开发日本和韩国可比较的版本，目前这两国的学者已表达出了兴趣，美国的一些团队也抛来了合作的橄榄枝。虽然疫情给我们的高等教育带来挑战，但全球高等教育的竞争和合作却从未停歇。

罗燕，江西南昌人，九三学社成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全球学校与学生发展评价研究中心秘书长，博士。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担任高等教育部门专家(P4)，研究兴趣为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理论以及教育组织的制度分析与制度改进。

编者按：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一读EDU（ID：yidu_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