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已滑入“马尔萨斯陷阱”

（图片来源：摄图网）

作者|清和 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去年8月，我在《马尔萨斯陷阱3.0 | 世界正滑向危险边缘》写道：“世界正滑入零和博弈、存量厮杀的马尔萨斯陷阱。”

2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这样，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便出现粮食紧缺、人地矛盾，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饥馑、战争和疾病。(《人口原理》，马尔萨斯)

这就是困扰人类千万年的“马尔萨斯陷阱”：

一次次如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的传染病，一次次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百年战争、一战二战的大规模战争，一次次如孟加拉大饥荒、印度大饥荒的大灾难，掳走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将人类锁定在“囚徒困境”之中。

自牛顿、斯密、洛克以降，人类拾得科学之光、市场之器、制度之盾，总算冲破“千年停滞”之陷阱，乘上报酬递增之快车，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

不过，每当技术革命步入尾声，技术扩散红利衰退，世界陷入低增长，人类便滑入马尔萨斯陷阱。

千禧年之后，第三次技术革命红利逐渐消失，纳米、基因、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雷声大雨点小”，世界经济逐渐步入低增长。

2008年，这场大危机直接将世界推向继1850年前后、1930年代之后的人类近代第三次马尔萨斯陷阱：

资产泡沫崩盘，债务危机爆发，民粹主义泛滥，欧洲政治斗争激烈，传统政客失势，意识形态冲突，社会愈加撕裂，货币发行失控，贫富差距扩大，贸易摩擦加剧，全球化治理倒退，全球化大退潮。

“马尔萨斯陷阱”从来都没有离开，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其本质是：零和(负和)博弈，存量厮杀。

在低增长的全球化时代，这场新冠疫情，刺破资本泡沫，引发全球恐慌，将世界彻底地推入马尔萨斯陷阱之中，具体表现为：

全球化时代的生存危机(传染病)，货币超发掠夺财富，人为制造金融危机，还伴随着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以及地缘政治军事冲突。

本文为“马尔萨斯陷阱”系列第四篇，结合本次疫情与股灾，分析当前及未来全球化时代的马尔萨斯形态社会。

本文逻辑：

一、病毒全球化：马尔萨斯陷阱的推手

二、央行计划性：马尔萨斯陷阱的猎手

三、全球化治理：马尔萨斯陷阱的作手

01

病毒全球化

马尔萨斯陷阱的推手

去年，在“马尔萨斯陷阱”系列文章中，我并没有将疾病(传染病)纳入研究范围。

或许，很多人与我一样，早已将天花、鼠疫、流感等大规模传染病，排除在当今人类威胁名单之外。

但这次新冠疫情，再次告诉我们，人类对病毒依然知之甚少。未知的传染病，依然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巨大的威胁。

加上，在全球化时代，病毒全球化特征极为明显，病毒伴随着人流、物流在全球快速传播。仅三个月时间，新冠疫情已遍布各大洲(南极洲除外)各主要国家，全球感染人数破百万，死亡人数超过三万。

如今，新冠疫情已“世界大流行”，远远超过2003年SARS扩散程度。SARS是一场来去无踪的传染疾病，至今亦无疫苗和特效药。

还有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这场人类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造成全世界10亿左右人感染，死亡人数超过5000万，而当时世界人口不过17亿。

再往前追溯，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将天花带到美洲，导致90%的印第安人被感染死亡(《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

当今全球化时代，高速流动的社会以及落后的全球化治理，将加大传染病的传播力度，以及引发各种次生灾害，比如股灾、经济危机、国家冲突。

所以，传染病，新冠疫情，在这次马尔萨斯陷阱中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推手。

新冠疫情，引发一系列次生灾害，将世界推进了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一、新冠疫情刺破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累积的全球货币泡沫，加剧实体经济衰退、企业倒闭及工人失业，再次将世界经济锁定在低增长区。

二、美国政府启动“战时级别”的救市，美联储“无底线”地为市场提供资金，预计将增加经济的负债率，加剧市场的脆弱性，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将美联储的独立性原则破坏殆尽，或在将来引发更大的危机。(第二部分详细分析)

三、疫情按下全球化暂停键，各国“闭关锁国”，全球产业链硬脱钩，大批外贸订单被取消，重创原本正在退潮的全球化。

四、部分国家争抢战略物质，暂停粮食及部分重要医药用品出口，甚至扣留防护物资。

五、国家之间相互指责，意识形态冲突激烈，世界向左，刀口对外，争相甩锅，转移矛盾，公民权力与大政府主义、自由市场与干预主义、专业人士与权威主义正面交锋。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认为，这场危机可能会加剧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减弱。

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说：“COVID-19将创造一个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更低的世界。”

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我们将走向一个更加贫乏、吝啬和狭小的世界。”(WeLens ，Lens)

大疫之下，我们看到一个愈加撕裂的世界。

世界为何会走到如此地步?

技术停滞与制度退化，是马尔萨斯陷阱出现的两大条件。

如今，底层技术革新进入低潮期，全球化市场加剧了疫情的传播，落后的全球化治理(制度因素)又在病毒防控面前一败涂地。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

在中国，疫情防控的主体是大政府，其方式是战时管控，中断市场，政府调配。中国的行动证明这种方式是有效的。

在高度市场化的国家，疫情防控的主体是大市场大社会高效政府，其方式是平衡防控，即控制病毒与社会经济运行同步，依赖于领先的医疗技术、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以及相对高素质的国民。

目前，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采用这种方式获得一定的认可。

但是，总体来说，欧美国家在这次病毒防控中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是，他们信任了全球化市场，但是忽视了全球化治理的落后。

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治理本身具有一套病毒防控模式。全球化是疫情扩散的加速器，同时在防控病毒方面也具备它的一套逻辑：更发达的市场，更先进的医疗技术，更紧密的国际合作。

这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但是，由于全球化治理的落后与倒退，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后，全球化反而成为了全球开放经济国家的重大威胁。

全球化，是一个国家主权不断地向外让渡的过程，包括让渡关税主权、货币主权、财政主权、司法主权等。全球化发展越深入，国家的力量越被削弱，政府权力越弱小。

全球开放经济体被迫回归到国家治理模式之中“挣扎”：他们担心“闭关锁国”重创高度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担心大政府主义埋葬全球化带来的自由主义。

但是，病毒是无情的、残酷的。

以意大利为例。

意大利是全球疫情的重灾区，确诊人数多，死亡率高。为什么?

一是前期政府效率不高，二是公共医疗资源不足。

意大利的医疗技术在全球非常领先，但是公共医疗建设滞后，检测试剂盒紧缺，很多患者未被检测、未被发现。同时，重症医疗资源不足，全国ICU床位只有5000张。相比之下，日本的千人病床数量排名世界第二。

若往前追溯，意大利的问题源于2008年金融危机触发的债务危机(欧债危机)。债务危机导致意大利民粹思潮泛滥，政治势力更迭，政府威信与效率受挫;同时财政羸弱、债务如山，导致公共用品，包括公共卫生资源，供给不足、更新滞后。

为什么意大利会爆发债务危机，而德国却没有?

意大利的债务危机与欧盟的治理有很大关系。欧盟是当今全球化治理最先进的体系，但是内部依然矛盾重重、债务问题突出。

1999年，欧盟实行统一货币——欧元，当时意大利的财政并不满足加入欧元区的条件，但是它作为五大创始成员国“破例”入围。

此后，意大利糟糕的财政为欧元区埋下隐患。在统一的货币体系下生存，相当于与博尔特(德国)绑腿跑步，财政实力不足的意大利被甩到后面，弄得人仰马翻，债务日益高涨。

欧元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财政，以平衡弱经济体、弱财政国。这是欧盟治理模式中的重大缺陷。

在欧盟内部，商品、资本与人快速频繁流动，意大利沦陷后，新冠疫情迅速占领欧洲。

我们主要看德国。德国确认人数规模巨大，但是死亡率极低。同在欧盟体系内，德国与意大利却走向了两个极端。这是为什么?

在欧元区内，德国是欧盟的顶梁柱，经济实力强劲、财政状况较好，其财政政策与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契合度高。换言之，德国获得了较多欧洲一体化的红利。

所以，德国一直是欧元区的受益者，其政府信用较高、执行力强，医疗技术先进，公共卫生资源充足，尤其是应对疫情亟需的检测试剂盒、重症监护病床和ECMO(体外膜肺氧合)。

平日，德国医院的重症监护病床达28000张，比欧洲的平均水平高出了1/3。根据世卫组织2018年的数据，德国医院平均每千人有8张床位，意大利只有3.2张。

据世界银行的官网数据统计，德国平均每1000人就有13.2名护士，美国的这一数字为8.6，意大利只有5.9。在本次疫情中，护士比例高的国家，死亡率明显更低。

德国政府从德国精密医疗设备制造厂商德尔格沃克采购了10000台呼吸机，德国呼吸机总数达到了38000台。

还有重症患者急救关键设备ECMO，目前世界三大ECMO技术掌握在意大利、瑞典、德国、英国及美国公司手上。德国具备这一产品的生产能力，同时拥有较大量的存货。

中国尚无法国产，全国只有400多台，本月曾向德国紧急采购了16台ECMO。

当然，死亡率远低于意大利，还要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新冠患者的平均年龄远低于意大利。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德国作为欧盟“带头大哥”，援助意大利和西班牙。德国将空客改装为“ICU”救援机，从意大利空运重症患者到“德意治”。

“疫情之下，欧洲必须团结起来。”

德国前联邦环境部长、联邦议员特里廷认为，“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一场德国危机，而是一场全球性危机。”

不过，全球范围内撕裂已不可避免。疫情之下，全球产业链硬脱钩，一些国家开始自建产业链，适应“闭关锁国”的日子。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口号，孕育着反全球化、保护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安思潮及对立情绪。

这次疫情，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全球化治理的一次考验。“风月同天”，人类如何在一个“平的世界”里一起赚钱、一起生活，同时一起抗击病毒?

迄今为止，疫情全球化将全球化治理撕得支离破碎，世界卫生组织信誉扫地，国家主义完胜，大政府主义抬头。

病毒，穿过千疮百孔的全球化治理，彻底地将世界推向马尔萨斯陷阱。

02

央行计划性

马尔萨斯陷阱的猎手

国家治理以及全球化治理，是当今人类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

可惜的是，全球化治理一败涂地的同时，国家治理也节节败退。

新冠疫情刺破了累积十余年的全球货币泡沫，同时加速冲击实体经济。

美国政府启动“战时级别”的救市计划，资金高达2万亿美元。美联储提前进入大危机管理模式，将利率下调至零，无限量购买国债，绕过商业直接向企业、家庭、个人贷款，购买公司债和ETF债券。

显然，美国政府及美联储将新冠疫情定义为一场社会危机或“灾害”。这次“无底线”救援超出了“救市”范畴，未尝不可。

但是，这次救援行动彻底恶化了美联储的独立性及治理模式——美元与美债“合体”，美联储与联邦政府“合谋”。

如今的世界，已经彻底进入了“央行计划经济时代”，一个理性预期的泡沫时代。

当经济下行时，央行开启宽松闸门，当经济过热时，央行开始紧缩。即便发生大危机，央行实施“无底线”救市，将危机拖延、分散与转嫁。如此反复操作，世界似乎尽在央行之手。

但很可惜，这无疑是一种由权力傲慢与经济利益裹挟的“致命的自负”(《致命的自负》，哈耶克)。

受资本边际收益率递减规律的支配，美联储在一次次“不对称操作”中，进入零利率的死胡同，捉襟见肘、缴械投降。

在这次救援行动中，美联储突破了“最后的贷款人”的界限，使出十八般武艺，成为了“最后的买家”。

这种“无底线”救市，表面上救民于水火，事实上是公然上演最恶劣的财富存量掠夺。

美联储与美国政府维持着一种低效的制度：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高泡沫、高杠杆。这种制度下，低通胀安抚穷人，低利率激励富人，中产则长期受害。

“货币盛世”之下，谁越接近铸币权，谁就更有机会获得更多财富。

当直升机撒钱时，捡到钱的人相当于抢夺了他人的财富;没有捡到的则被他人掠夺。房地产、金融、基建、大型企业，靠近水源地;软件、设计、知识服务、制造业、蓝领工人，则远离水源地。

首先，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政府、建制派及华尔街金融机构。

美联储被美国政府绑架，美国政府长期从美联储手上攫取货币发行权的垄断租金，借此大规模扩张国债，以满足福利民粹之需换取政治选票。

低利率刺激资产价格膨胀，美国金融机构及富人的财富大幅度增加。资产价格膨胀，抽离了实体资金，不利于实体制造企业及蓝领工人的收入增加。长期被低通胀迷惑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财富差距越来越大。

再看中产。房产，是富人的财富，却是中产的真实债务。富人可以做资产配置对冲风险，而中产财富多压在房产上动弹不得。

事实上，每一次金融危机，每一次救市，每一次货币超发，都是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存量财富掠夺，都加剧了贫富差距、经济结构及社会失衡。金融危机爆发，中产的财富大幅度缩水;每次金融危机后，富人的财富反而增加。

美国的贫富差距从1980年代开始持续扩大。这四十年，是美国金融混业时代，资产价格膨胀的时代，也是美国货币超发的时代。金融繁荣、资产价格膨胀、货币超发叠加救市行动，大幅度地加剧了贫富差距、经济失衡及社会分裂。

所以，这次马尔萨斯陷阱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货币超发引发大规模的财富存量掠夺。

如今的贫富分化与20世纪存在显著差异：穷人与失业者获得更多生活保障;中产阶级纳税高、负债高，真实财富受到挤压;高收入阶层受益于资产泡沫，财富规模暴增。

以本次救市为例，美国政府的救济金额高达2万亿美元。其中，向个人最多支付1200美元、夫妻2400美元、每个子女额外500美元;向小企业提供3500亿美元贷款，用于支付薪酬、工资和福利;建立一个50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池，给企业提供贷款或贷款担保。

美联储购买国债给政府融资，购买抵押债券、ETF债券、企业债给金融市场输血，同时也直接向企业贷款。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试图保障低收入者和失业者，美联储则供养富人、金融机构。

这种做法不断地推动美国从橄榄型社会走向幂律型社会：

美国政府迎合民粹势力，靠举债提供大规模的社会福利，为最低层面民众兜底;中产阶级被压缩，真实财富缩水，生活处境更加艰难;顶部的富人受益于美联储持续宽松货币刺激下的金融资产价格膨胀。

我曾在《马尔萨斯陷阱3.0 | 世界正滑向危险边缘》预言：

“若未来资产价格再次崩盘，又将进一步将世界推向马尔萨斯陷阱3.0的深渊。”

“资产价格泡沫崩盘，是对这一马尔萨斯行为最严厉的惩罚。但这一惩罚，回头又会促成救市之行动，掀起更加狂暴的存量掠夺。”

“这似乎是一个死循环。”

若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这是国家治理的倒退，简单概括是美债美元化，美联储政治化。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将货币政策提到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的高度。弗里德曼担心货币政策将成为新的“利维坦”，建议将其关进笼子里，以立法的方式固定货币发行量。

显然弗里德曼的建议无法被采纳，但这头“利维坦”，后来被施政者异化为被财政政策更加凶猛的干预工具、财富掠夺工具。

当今世界处于底层技术周期底部，叠加全球化治理倒退，国家治理倒退，世界又怎能不滑入马尔萨斯陷阱呢?

03

全球化治理

马尔萨斯陷阱的作手

疫情期间，两大宏观主题备受关注：一是传染病改变历史;二是大危机、大萧条爆发的概率。

如今，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叠加史诗级的股灾，还有被动的“闭关锁国”，很多人都在担心，疫情过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有人担心，世界将爆发1930年代的大萧条及大动荡。

最近，桥水创始人达利欧多次强调，如今的世界与1930年代非常相似，债务膨胀，央行无力回天，民粹主义崛起，国家及意识形态激烈冲突，世界秩序面临重塑。

我们看看，如今的世界与1930年代到底有多少相似之处。

从1929年到1939年间，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1929年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持续多年的大萧条;

大萧条引发社会危机，民粹势力崛起，大政府主义登台，美国罗斯福持新政入主白宫后，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提高关税，发起贸易战;

紧接着，欧洲各国纷纷效仿，以邻为壑，“高筑墙，广积粮”，全球化大退潮;

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簇拥下，纳粹党上台，德国经济开始军事化，希特勒不是“缓称王”，而是要开始吞并欧洲;

希特勒先与英、法、意在慕尼黑会议上获得了苏德台，接着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然后与“北极熊”合谋，瓜分波兰;

东亚这边，日本军国主义迅速得势，日军已对中国发动全面入侵战争;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930年代是人类近代社会一次极端的马尔萨斯陷阱(近代第二次)：爆发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大危机、大萧条以及最残酷的世界大战。

这次马尔萨斯陷阱具备两个重要条件：

一、技术周期底部。

通常，底层技术革命的周期为100年左右，技术红利期为50年左右。

进入20世纪后，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60年代)的技术红利逐渐消失，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衰退，存量财富争夺加剧，一战爆发。

一战后的1920年代，美国经济异常繁荣，大量黄金、资本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制造了虚假的“柯立芝繁荣”。

这其实是滑入马尔萨斯陷阱前的“回光返照”：

当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下滑，越来越多资本在金融市场中空转，推高经济杠杆率及金融资产价格。当股市突然崩盘，进而冲击最弱的实体经济，大危机爆发。

严格上说，近代第二次马尔萨斯陷阱包括一战、大危机、大萧条与二战。时间跨度长达40年左右，均处于第二次技术革命周期底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前夜。

二、制度建设倒退。

当技术衰退，经济低迷，收入下降，国家制度及国际秩序往往遭遇严峻的挑战。

比如，一战爆发时，欧洲打成了一锅粥，欧洲将国际黄金标准的管理权交给了隔岸观火的美国。

国际黄金标准是当时的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的任务是负责在战争期间维持这一体系运行，避免黄金贬值。

当时刚刚成立一年的美联储接手后很快就破坏了这一国际规则。一战促使大量黄金流向美国，美联储打破了黄金标准，大幅度抬高美元，让黄金快速贬值，试图以美元取而代之。

黄金标准被打破，导致黄金的神圣地位被动摇，欧洲人开始对黄金、对金本位产生了不信任感。这间接导致一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四分五裂、动荡不安，国际交易成本极高。

又比如，一战后，战败国德国遭受制裁，国内爆发人类史上极为罕见的通胀，马克沦为废纸，社会秩序混乱，民不聊生。

当时，德国国内民族情绪及工人运动高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脱颖而出。

德国历史学派鼓吹“德国特殊论”;克虏伯的继承人加入德国纳粹党，克虏伯帝国成为了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流亡荷兰的威廉二世，还为希特勒提供了200万马克的援助。

大政府主义及政治强人对国家制度及国际秩序的破坏，对国际经贸关系的打压，相当于抽走了压舱石和稳定器。

可见，当世界进入技术底部周期，国家制度及国际秩序一旦遭到破坏，这两个因素叠加，人类将不可避免地滑入存量厮杀的马尔萨斯陷阱。

再看当今的世界，是否存在这种危险。

第一，与上次马尔萨斯陷阱类似，目前世界也处于底层技术周期的底部。

上次技术革命爆发于二战后，石化、航空航天、核能、半导体、计算机等军工技术市场化，给五六十年代的欧美世界带来持续繁荣。

接着七八十年代开始，通行技术、电子产品、互联网、精密制造、生物技术等再掀波澜，欧美经济持续增长。

但是，进入90年代，技术红利随着技术扩散路径而逐渐递减、消失，世界经济增长逐步进入低增长区：

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持续低增长;德国在东西德统一后，经济增速稳步下行，欧洲在千禧之年已进入低增长区;凭借信息技术的垄断力量和美元红利，美国经济撑到了21世纪，但最终被2008年金融危机终结;危机后，韩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衰退，阿根廷、俄罗斯、土耳其遭遇货币危机，金砖国家“变色”。

如今，备受期待的纳米技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基因技术依然“声音大雨点小”，尚未完全进入大规模商用、量产阶段。

反过来，过去十多年，随着技术动力衰退，越来越多资本进入金融市场空转，类似1920年代的美国，推高了资产泡沫和经济杠杆。

比如，2007年次贷危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及金融管制助长房地产泡沫及金融衍生品;危机后，量化宽松推动美股十年大牛，美债急速膨胀;同时，中国房地产连战连捷;还有2017年，比特币及数字货币泡沫。

所以，这轮马尔萨斯陷阱应该始于2008年大危机。这次疫情及股灾，让世界深陷其中。

第二，制度建设同样在倒退。

与1930年代不同，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程度高很多，国家权力受到全球化的削弱。如今国家的经济主权更弱，执行效率更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制度建设倒退，因为全球化治理正在替代国家治理。

但是，这次疫情及股灾同时暴露了全球化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两大短板。

全球化治理方面：

一、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受到诸多质疑，公信力大减;同时，在应对疫情“世界大流行”时，力量非常有限。

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最大贸易体系，其自身规则滞后，仲裁机构长期停摆，近些年国际贸易摩擦激烈，亦毫无作为;同时，针对当前“闭关锁国”，一些国家禁止大米出口，拦截口罩等医疗资源等问题，尚未建立“病毒全球化”的应对方案及相关规则。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全球“央行中的央行”，尚未建立一套适应全球化的跨国货币体系(特别提款权的行使权力受约束);同时，任由经济全球化与货币国家化的矛盾恶化，任由美联储数次量化宽松，美元任意贬值，客观上破坏他国货币政策独立性，造成“祸水东引”、“转嫁危机”。

再看国家治理方面。

这次新冠疫情，促使世界各国快速地从全球化中撤回到国家行政主权之内，可能逐步回归到国家经济主权。

新加坡、俄罗斯、澳大利亚较早封闭国门，抑制疫情进一步扩散。行动缓慢的欧洲、美国则被大面积感染。欧美国家相信全球化市场，但是忽视了全球化治理的失败。

一旦“闭关锁钩”，退回到国家主权之内，国家治理的退化将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比如，政府没有能力进入战时管制，没能力重建已丢失的产业链。

最后，只能使用一种办法：兜底。

美联储的货币闸门完全敞开，美国政府予求予取，为整个社会兜底。救援行为本身没问题，但背后却体现了国家治理倒退——联邦政府完全转向攫取货币垄断租金，美联储被国债绑架丧失了独立性。

这种“兜底”方式潜藏着社会矛盾，穷人获得保障，中产受损，富人更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政府负债率持续上升，债务风险巨大。

事实上，从1930年代到二战期间，美国负债率持续上升。而这次，如果2万亿救市计划实施，美国的负债率将达到二战期间的最高水平。

二战后，技术革命爆发，经济持续繁荣，美国政府征税，烫平了这次债务脉冲。这次，该如何化解呢?

总体来看，当今世界处于技术周期底部，制度建设亦在倒退，但相较1930年代，全球化程度更高，社会福利水平更高，且有核武器制衡，这次马尔萨斯陷阱不太可能出现较大规模战争。

但是，这次马尔萨斯陷阱定然会出现激烈的贸易摩擦，严重的国家及意识形态对立，泛滥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还有大规模的隐性的财富掠夺。

这该怎么办?

技术创新和制度革新，是人类跳出马尔萨斯陷阱之关键。

如果全球化治理未能提升，各国该如何度过技术周期底部，“静待”下一次底层技术革命的到来，带领世界走出这次马尔萨斯陷阱?

图：技术扩散曲线与马尔萨斯陷阱，来源：智本社

需要说明的是，技术革命并非一定会到来，技术创新源自人力资本的积累及有激励性的制度。

下面我主要说三种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与德国模式。

这三个国家，人力资本都非常雄厚，关键看制度是否具有激励性。

美国模式，可以理解为“刀锋模式”。

从绝对面来看，美联储与联邦政府的制度退化，有助于保障底层社会，有助于富人及金融机构创富，不利于中产、实体经济及技术革新。

但是，从相对面来看，美国利用其军事、政治以及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优势，一次次地在泡沫危机中化险为夷。即便是在金融泡沫之下，依然有大量资本、人才加入美国，创新能力依然首屈一指。

所以，美国模式有机会突破马尔萨斯陷阱，但过程无疑是动荡不安、惊心动魄的。

这种模式独一无二，仅此一家。它利用了全球化后治理的脆弱，“攫取”全球人才与资本之精华，而后成其大。当然不可否认，美国最大的优势可能是其制度的可修复性。

日本模式，可以理解为“装死模式”。

自泡沫危机后，日本在痛苦中艰难转型。日本政府大力支持基础科研，日本企业往上游基础技术转型，如今日本已经积累了包括精密机床、机器人、半导体材料、大型核电、氢燃料、能源存储技术、生物科技等核心技术。(详见《平成三十年 | 樱花落尽，默语重生》)

日本的优势是藏富于民、贫富差距小，经济稳定性更强。但是，日本是富了民众穷了政府。日本政府负债率是全球最高的，高达253%，远超美国。日本央行是日本股市、大型财团真正的买家。

所以，日本一个突出特点是，风险全部集中到政府手上，民众富有，社会福利好，居民负债率相对低，房地产和金融泡沫低，但政府负债率极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负债基本源自本土，很少外债。

所以，日本模式是政府挑重担，全民共度难关，悄无声息地“静待”技术革命到来。

德国模式，可以理解为“稳健模式”。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一怕打仗，二怕通胀。

近70年，德国的通胀控制得很好，政府负债率和居民负债率都不高，资本市场不繁荣，金融风险低，银行与大型制造业捆绑，支持制造业深耕细作、技术创新，大型实体的现金储备较多。(详见《以德为鉴 | 这才是真正的德国模式》)

德国的弱点不太明显，目前及未来最大的麻烦可能来自欧盟的分歧与分裂。

在应对本次疫情时可看出，日德更加稳定，美国相对大起大落。

不过，美德日及他国若要以技术突破这次马尔萨斯陷阱，皆离不开全球化市场。因此，亟需重塑全球化秩序，提升全球化治理水平。

最后，滑入马尔萨斯陷阱的国家与人生是不幸的，尽量收起锋芒，“静待”花开。

编者按：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