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谣言与群体性恐慌

（图片来源：摄图网）

作者|李婧 来源|IPP评论（ID：IPP-REVIEW）

网络社交媒体上的各种谣言引发了大众的过度恐慌，出现了“初一抢口罩、初二抢米、初三抢酒精、初四抢护目镜、初五抢紫外线灯、初六抢手套，初七抢双黄连口服液”的“奇葩”现象。

人们总会对未知的事物充满恐慌。恐慌是人们的一种心理应激反应，是一种面对危机所产生的社会行为。谣言本身并不可怕，它的可怕性在于其出现的时间以及对公众造成的恐慌。现有的研究集中于谣言的产生与传播，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在1947年总结出的谣言公式R=I×A，即谣言的杀伤力=信息的重要度×信息的不透明程度。传播学者克罗斯在此基础上提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ii]由此，谣言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包括真实信息的透明度以及受众的判断能力。在这个公式中，事件的重要性体现在当下疫情的备受关注，事件的模糊性滋生了谣言的传播，而受众的判断能力有待增强则引发了群体恐慌。

群体恐慌是衍生于公共危机中的一个社会问题，是群体面对公共危机所产生的危险性和威胁性以及伴随着不确定性言论的大量传播时所产生的本能反应。在本次疫情中，我们不难发现个体恐慌与群体恐慌正在互相影响，人们很容易将情绪传染给周围的人，从而使群体情绪保持一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非典”时期的恐慌，甚至加剧了这种恐慌。因为相比17年前的信息闭塞，如今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谣言的传播途径也愈发趋向科技化，尤其是微信、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的普及，更易加快负面信息和恐慌情绪的传播。

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提出了“群体极化”概念，“群体极化”指的是“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 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iii]。他指出，互联网是谣言传播的主要途径。互联网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传播性、广泛性等特点，可以随时随地将大量信息暴露在公众面前。在网络传媒技术如此发达的背景下，各类自媒体用户量急剧上升，民众由于疫情在家无法出门，主要依靠网络获取外界信息，而网络上如洪水般的信息又在汹涌地冲击着民众的认知，加重社会性的群体恐慌。

参考文献：

[i]李薇. 对“非典恐慌”事件的社会学思考[J]. 学海,2003(04):176-179.

[ii]谣言公式：https://baike.baidu.com/item/谣言公式/9816946?fr=aladdin

[iii]喻国明:《“微博谣言”是个伪命题》, 《中国青年报》, 2011年09月11日。

编者按：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ID：IPP-REVIEW），作者：李婧，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