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7.5%的中国制肘
3月5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是次全国“两会”人上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了一个颇为宏大的目标,他报告称,希望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7.5%左右”。然而“左右”二字究竟给李克强留出了多少余地?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低于了7.4%,那么他会不会感到不满意?
决策者们对这一增长目标的解读似乎也不尽相同。中国经济主管研究机构则认为“左右”二字的定义是较为宽松——这种概论认为,这意味着经济必须达到7.5%的增速,但实际上,不管是7.3%还是7.7%,都属于7.5%左右这个范畴。而中国总理定义为7.5%,更应当被看作是一个预期,而不是政府可以接受的最低增长率。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都超过了7.5%,但2014年这一次可能难以实现这样的增长目标。由于多年持续专注于高速增长、高速度,致中国经济发展大环境空前严峻,中国经济继续面临着65年来不曾有的严峻挑战: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非常严重,工业发展造成雾霾中国5000年不曾有过;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给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破坏,还致中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在G20国家中处于之最的低状态、低价值、低质量,高污染、高耗能、高资源性,高通胀驱动、高投资追求、高增长速度……中国经济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弥补的大环境恶化的空前代价。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定为7.5%左右,在今日全球198个联合国成员国中也是绝无仅有。
有经济学家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5%,需要在最大程度、最高质量上来改变、提高中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囿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低下,中国经济增长率7.5%,尚有利润空间,若能在6-10内不迅速在提高经济质量,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率一旦落到5%就没有任何利润可言,中国党、政双重成本、能源成本、运行成本等等将至中国经济增长5%的增长率耗尽利润。中国经济增长5%,远不如美欧经济2%的质量。退一步讲,若按中国经济增长5%综合价值链比较,很有可能远不及美国、欧盟2%的增长率所产生的工业及经济价值。用6-10年提高中国经济运行的质量,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赶在TPP、TTIP上路之前,把中国经济的质量赶上去,把中国整体的成本降下来,否则自由贸易怎样竞争?
全球成功经济体发展的近200年表明:高速度,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低质量、低效能、低价值、低品质,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30多年正验证了这样一个颠覆不破的大自然规律。同时还验证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顾一切整体败坏立体环境的这种高速度,让中国整体大环境的空气、水土、江河、特别是中国1/3国土总面积以上的雾霾成中华民族5000年来碧水蓝天的万劫不覆。中国大自然960万平方公里的水、江河、土地、空气、能源的制肘也让7.5%增长率困难重重,否则就要付出更加沉重、更惨酷、更大无法预料的大自然代价。
在另外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解读则有所不同。他认为的是上限下限的问题,而不是区间的问题。徐绍史称,上限是物价总水平不能突破3.5%左右,下限是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滑出7.5%左右。但这是一个悖论的两难。
在2013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总理李克强表示,若经济增长率达到7.2%,就能确保政府实现新增就业目标。这引发了更多有关他对经济放缓程度的接受范围有多大的疑问。这两种解读的区别十分重要。如果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既定增长目标,就可能感觉到有必要放松信贷环境以提振经济。然而中国的信贷水平(包括通过传统渠道和影子银行系统获得的信贷)已经令人十分担忧,中国在过去金融海啸五年间的货币超发已经是全球各国家之最。
据资料显示:到2014年1月1日,中国广义货币(M2)已超过110万亿元(见2014年1月15日中国CCTV《新闻联播》播报《到2013年末人民币突破110.65万亿元》报道),而2002年初,中国的这一货币数据只有16万亿人民币。12年过去,中国货币增长超过翻了五倍多,中国货币总量与GDP之比超过200%。而且中国货币的这一数据已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1/4强,而中国2013年GDP却只占全球的8%左右。中国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全球第一货币供应大国。但中国经济质量与G20国家之比是最低级的,以2012年数据为例:美国GDP总量为15.68万亿美元,中国GDP为8.26万亿美元,欧盟GDP为19万亿美元(美国、中国数据来自IMF2013年4月版《世界发展展望》)。但中国货币超核发,却是美国的1.5倍,英国的4.9倍,日本的1.7倍,比整个欧元区的货币供应总量还多出20多万亿美元(见新华社2013年2月4日《去年(指2012年)广义货币余额97万亿 货币存量冲冠存隐忧》一文,作者王宇),而到2014年1月1日,中国货币余M2又超过了110万亿人民币大关,为全球各国之最。
7.5%,也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度增长率的最高、最后一个台阶,但肯定没有这种经济增长周期了,特别是大国经济体根源不存在这种大环境了。
囿以上中国官方新华社数据可知:除了美元、欧元、日元超发以外,其本质人民币比它们都超发更甚、更惨重、更超级宽松,也可能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根源之流……中国超发货币、堆积已经超过110万亿人民币之巨,一旦美国随着QE逐步退出到位,人民币需求将再创全球之新纪录,待美元、欧元等其它国际货币真正正常化后,那么人民币就会超级全球过剩,这将导致超级通货膨胀、物质过剩、生产过剩、商品堆积如山难以出销……国民经济整体泛滥、按照中国“统制经济”——改革开放35年来周期规律,中国这一轮超发货币泛滥将在2017年前后遭遇到周期性麻烦。
李克强承诺将在今年保持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不过他的报告中也出现了“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政府惯用的套话。有观点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相对克制,至少与通过定量宽松政策扩大资产的美欧日元货币超发不同,被解释为是一种“松紧适度”、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宽松货币的政策。
但是有一种情况变化的过快,那就是经济中的信贷规模。据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Conference Board)预测,到今年年底,中国私营领域债务负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可能会突破200%。而2008年底,中国这一数据比例为117%。来自海外的经济学家称,如果中国政府把GDP增长目标置于优先位置,则将难以着手应对信贷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已成为该国抑制信贷增长的一大恶性障碍,也是导致更大范围的经济改革难以推进的一个至关因素。最要害的是:若中国将今年经济增长铁定为超过7.5%以上的话,根据过往金融海啸以来五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里程,那么中国与之必须的是:一)、依然需要有超宽松货币供应必须跟上经济增长的投入、用金来拉动。经济增长率越高,需要的资本货币量就越大,特别是象中国这样庞大经济体的处级经济增长;二)、中国总体大环境的山、水、土、山河、空气等必然要付出更加沉痛而高昂的代价。今日雾霾的半壁中国,就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回报。三)、中国高耗能、地效应、低附加值、低质量的经济发展模式依然没有改观。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爆发五年后的今天,全球第4大经济体德国、第1大经济体美国、第3大经济体日本等的第一能源石油使用量除了金融海啸的因素外,还有环境、技术革命的施加都在明显的减少,而第2大经济体中国却一直在增加。这表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依然低下,中国经济增长还需要比发达国家更多、大量铁矿石、煤炭、淡水、土地、食油等重要资源性需求。
除非李克强总理真正能够接受低于经济目标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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