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前：中国执政集团应设法破解的17个难题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艰难地走过了35个年头，而点燃改革开放火把则是深圳特区的设立，真正举国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是从八九事件之后。邓小平晚年的南巡，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总体来看：“摸着石头过河”的收获及付出的代价都是巨大的。这是一项十几亿人口横跨两个世纪、历经几代人痛苦而反复折腾的巨大的国家改革工程，这也是耗费了几乎全部改革积蓄、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变革工程。其成绩是巨大却不被珍惜的、教训是深刻而沉重的、经验是丰富而令人揪心的。虽然中共第十八届执政集团被形势“倒逼”而不得不正视诸多历史积留难题和矛盾，在三中全会出台了全面而深刻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但就当下局势而言，面对日益高涨而无法抗拒的全球化浪潮和日趋尖锐且纵横交织的国内利益冲突，十几亿民众会站在不同的利益立场和视角，以不同的态度和言行对待未来的改革；社会各界人士也无疑会用复杂而忐忑的目光，注视着新一届执政团队到底会以怎样的胆识和策略，强势推进触及筋骨的深层改革。

尽管习近平先生在思想和心理上，履新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功课，但是在主政第一年内的主要任务是“熟悉执政环境、把稳执政工具、深入体察民情、智囊运筹及定位方向”，初期谋划和设定的一些改革策略，可能会在四中全会还会再做调整，四中全会之后，才会清晰地看到“习李新政”的执政及改革大略。四中全会若是没有出台真正有远见、有谋略、有力度、有准星的改革之策，那么之后的改革预期，或许难以预料。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孕育的“改革新政”，已经开始触及执政党和政府的深层厉害关系及敏感神经，并绘制出了一张“营养丰富”的、令人振奋的改革大饼；但能否探求出实质性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有效“实现方式”，能否出台具体务实的改革方针、举措和手段才是关键。这显然需要新一届执政集团具有“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借势而为，风卷残云”的谋略、胸怀、胆识和智慧。自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以来，关于如何决断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根本方向及出路，如何运筹走出目前困局的策略，海内外各个方面的议论和争执异常激烈。但到底如何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凝聚民力，集约智慧和能量，把宏伟蓝图变为现实，才是人民真正所期待的。否则，执政党和政府无论出台多么好的改革政策，都很难落实到位。试想想，面对一架陈旧且失修已久的机器，无论设计图和工艺多么先进，都无法加工出好的产品，而且机器卡死现象必然会频频发作。

当然，来自方方面面的声音，一定会对新一届执政集团的“改革新政”众说纷纭、猜度多多，但在对改革大势的判定方面，不同态度和立场的社会各届人士也在较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历史留给新一届执政集团实施真改革的时间不多、回旋余地不大，或许只剩下最后一搏的博弈机会；因此，唯有准确把脉历史演进规律和中国国情特征，扫除各种干扰和羁绊，顺应最广大民众的现实利益诉求，才能有效推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靓丽的新阶段。

因此，到底哪些问题是当务之急、哪些问题是案头要务、哪些问题有缓后余地、哪些问题可暂且搁置呢？恐怕不同利益立场和不同思维方式的人士，各有不同的见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治理》专题报告内容，在进行大量调研、走访、资料的比较及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从执政者的立场及思维方式出发，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粗略理出了17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现摘要简述如下。

第1个难题：执政安全问题

一直以来，中国现行政治体制都有一个突出的特征：新的执政集团上台之后首要的事情不是做事，而是做好人事谋划和调整，此举的目的：一方面把“退居二线”的老的执政集团安抚和安排好，防止他们对现政的“指导干扰”；另一方面，根据自己的执政需要，把真正能够为自己扛鼎出力的人，配置到合适的岗位。此举无可厚非，西方发达国家均如此，只是作业形式不同而已。问题在于，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尚缺乏一套成熟的组阁机制，导致新一届执政集团往往要花费极大的心血和精力精心运筹此事。这步棋走不好，要么甘心做傀儡执政者，要么直接威胁到执政安全，导致执政权被“颠覆”，甚至个人生命安危收到威胁。现在中国的执政首脑跟美国一样，“可以”连任两届，美国连任两届为8年，中国是10年。可是这10年中，前三年能够把人摆平、把事搞清楚就不错了，其后2年再创造做事的条件和配置资源，第6-8年可以安心做点事儿，最后一两年又要着手安排接班人及考虑退休后能否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能够度过晚年，因此会提拔任用大批干部。这样的循环，往往使一届届领导者真正全身心用到做事后的时间只有三四年光景。在目前局势下，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威胁首先可能来自党内而不是党外，来自高层而不是基层，来自国内而不是国际。若要肩负得起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若不能“救党”，谈何“兴邦”。

所以，中国历届执政集团的首要任务必然是：强化执政地位不被动摇和确保新一届执政集团的施政安全。从“习李”执政集团的风格来看，显然是有做一番事业的雄心大略，因此，必须坚决而彻底地排除一切妨碍做事的人和事。其现实的思维逻辑必然是：在目前国内外任何政治或非政治力量都无法改变中国执政格局及政治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在中国民众目前的思想价值观还相当分散和尚未形成主流意识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确保中国现有执政格局的稳定，一切再好的改革构想和谋划都是空谈。既然是空谈，自然会误国误民。如果这个命题不存在，其他一切改革构想都是伪命题。所以，维护执政安全问题应当放在首位。

但是，维护执政安全若策略不当，不仅不会消解“威胁”因素，反而会将其“掩盖和豢养”起来，可谓本末倒置。当然，海内外有不少激进人士一直在指责：设定“维护中共执政安全”这个大前提谈论改革开放，是在为集权专制粉饰太平。当然，这种思维依然停留在“原始教条”的民主理念基础上，认为研究探讨中国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只有一条路可走：设法尽快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实行自由选举和西式的宪政治国。然而，这种听起来依然美好的“真理”，至少在中国当下现实政治、历史社会环境下，缺乏可实施的方式和有效条件。在日趋发达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同时代的人自有其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现时中国时局最核心的问题是：当下人当下该做什么事才有利于当下治国，才能使改革刀下见菜，才能给国民带来最佳的精神和物质实惠，才能为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奠定坚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综上所述，新一届执政集团要维护自己的执政安全，保障执政不被迷惑、不被干扰和不被捣乱，应当策略地做好几方面的事情：

第一、客观而理性地认知和有效排除“威胁”执政安全的主要因素。到底什么才是威胁执政安全的真正危险的因素？在一些党的中高层领导者看来，威胁中国执政安全的主要因素或许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多有责备的民主自由人士、国内持不同政见者、言语“恶毒”的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不满的“刁民”等等。但是，从“习李”执政集团的言行来看，只要不刻意煽风点火、造谣捣乱，对于民间言论和知识分子的牢骚，是可以包容的。

从现实情况看，真正威胁执政安全的危险因素主要来自五方面：

一是在过去十多年，借助权势地位迅速坐大的既得政治利益集团和既得经济利益集团，这两者实际上穿的是“连裆裤”。这类群体已经在体制内外的核心地带、资源领域、垄断领域、司法、军队等方面坐拥庞大势力和人脉，他们大肆分享了改革开放成果，必然会成为事实“真改革”的最大障碍。当下的高压反腐大老虎，就是要清楚这类阻力。

二是集权体制下权力高层中的野心家。他们在权力和利益博弈中，为了贪得更大的私欲和维护自身利益集团的安全，而私结帮派、谋求“颠覆”，这也是封建集权政治制度的特点。

三是因民族矛盾、民族利益冲突引发的极端恐怖行为。这类危险分子虽是少数，但影响恶劣，若处置不当，会像病毒一样由边疆向内地扩散。

四是对社会不满的极端刑事犯罪分子。这类群体对执政党、对政府、对社会的情绪发泄，在一定程度上又建立在司法不公、公共资源及福利分享不公的基础上，比如，由于受政治风潮影响而实行类似“严打”的策略，导致同等程度的刑事犯罪分子所受的刑罚差异很大，当他们在监狱中相互交流后，感到法律对自己不公就异常愤怒，有些人刑满释放后就会寻机报复社会，制造事端。

五是民从被蛊惑煽动，导致民意基础溃散。在意外事件刺激下，发生群体事件。这是不容忽视的“威胁”因素。要认识到，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及全民文化素质的逐渐提高，十多亿民众的精神诉求越来越大于物质诉求，追求公正、渴望民主的情绪日趋高涨，特别是广大民众与知识分子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关系日益密切。能够把各阶层不满情绪集中起来发泄的，往往是特定的意外事件。

从目前情形看，习李执政集团在维护执政安全方面，虽然面临极大的压力和困难，但其会果敢坚决地实施有效策略，局势失控的可能性很小。如果获得越来越强大的各阶层民意支持，执政安全完全可控。

从策略层面讲，持续维护执政期的执政安全，应当注重：

一是始终把强化民意基础放在首位。夯实民意基础既不是喊口号、也不是摆姿态，更不是做承诺。根本在于：凡事让公众知情、让民众发表见底，让人民成为第一位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只有这样，人民才不会袖手旁观，而是真情参与。

二是要以包容大度的心态对待“异见者”。虽然党政权力机构严格管控着传统舆论阵地，但是以互联网络为特征的新媒体，已经全方位、高频率覆盖了全社会的受众群体，传统媒体已经无法与网络媒体比高竞技。央视、央报、央刊的影响力在大大趋弱。在这种情势下，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人士，对于执政党及政府的任何重大决策及施政行为，都会发出大量的不同声音。新的执政者已经意识到，任何过激的舆论干预，都会使执政集团在民众心目中的打分大大降低。海内外不少舆情专家已经见识到，中国新一届执政集团，从履新开始就已经调整了针对“意识形态”的管束策略，虽然仍有一些认识很不满意，但是目前的开明姿态前所未有，对待网络舆情，甚至容忍了很多对执政党及领导人的谩骂和责备。但是要认识到，对舆论管控的底线必然是：不至于威胁到执政安全。现阶段，不仅党内左的思潮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干扰着最高决策，而。因此，与其打压各种“异见”思维和言论，不如给其一定的舆论空间，让其善意的抒发“情怀”、释放能量，只有这样的策略，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来自民间各方面或明或暗的情绪。如果异见者的言论真的会威胁到执政安全，说明中国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确太过脆弱。

三是要从利益层面，梳理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避免相互之间“不知不觉”地形成利益“对抗体”。

四是拆除的思想上和行为上的“刚性维稳”策略，使各类社会矛盾从根子上得以化解。

第2个难题：如何拯救执政党

“习李”执政集团的强势反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救党”，邓小平36年前开启的改革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救党”的危机策略。拯救自己的执政党是应该的，但问题是：救醒容易强身难。很显然，虽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大大向前迈进，可是处于唯一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前所未有地失去了民意基础，民间各种“不好的人和事”，人们把账都记在了共产党的名下。这实际上是“习李新政”面临的最大的执政障碍。如果不尽快救党，执政党的信用就很难得到恢复。到底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拯救“共产党”呢？对此，知识阶层及体制内很多人士，已经不抱希望，因此而把大量资产转移出境，多数人士认为只要自己“安安稳稳地活下去”，才是当下最重要的“明哲保身”之策。

中国共产党作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唯一执政党，其自身的生命力和客观的公信力日趋脆弱，已经显露出明显的执政危情，对于“习李”执政集团而言，如果要真心实意地顺应历史潮流，推动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大业，并且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其伟大实践中合格的执政党，就应当从四方面运筹“救党”策略。

首先是要有正确的思路，不是中国共产党想成为一个怎样伟大的党，而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历史规律需要一个怎样的执政党，这两者之间现在是颠倒和错位的，执政集团必须理智而开明地“妥协或让渡”。据此思路走下去，才不至于迷失自己。

其次是要有开明的举措，不是强求党内外一切人士听从党的“正确”决策和指挥，而是“正确的决策”是如何产生的，这取决于党内如何形成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

再次是要明确定位执政党与国家政府、与执法机构的社会关系，不是党要强迫政府和法律听遵从党的意见，而是党如何改进执政方式，才不至于任何集团和个人可以凌驾于国家政权和法律之上。

最后是要自觉地在国家法治体系前提下，研究制定保障执政党各级组织及其领导者个人的“他律”约束机制，而不是信誓旦旦的“自律”约束机制，任何社会形态下，“自律”约束都是不靠谱的、是缺乏公信力的。

若从这四点思考运筹救党、建党之策，才可能突破传统 守旧的禁锢思维，使共产党走出危机。    

执政能力强弱并非体现在能够做出正确决策和适时发布正确的号令那么简单，更重要地体现在：执政党及其组阁的政府，组织各阶层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如何。如果各阶层民众有自觉拥护和响应、切身参与执政党及政府各项政策及决策的热情及动能，并对执政党和和政府的一些错误有一定的包容度，则说明执政的可信度和执政能力是及格的。如果绝大多数各阶层民众面对“英明”的决策，都采取袖手旁观和冷嘲热讽的态度，那就证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已经十分脆弱。

很显然，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和公信力，在较大程度陷入危机状态，而这种令人悲切的状况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后期以来，诸多主客观因素日渐累计的结果。正因为如此，直接导致第十八届执政集团即便是做出诸多正确的决策，仍需要加倍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代价，才能捂热各阶层民众的“胸口”，才能刹住国家扭曲发展的惯性，才能兜住诸多日趋恶化的矛盾，才能赢得足够的回旋空间。因此，只有首先稳住局势、取信于众、强势反腐、狠心“救党”，才有条件积蓄元气，提高执政能力。[未完待续】 

附：17个执政难题包括：

第 1个难题：执政安全问题

第 2个难题：如何拯救执政党

第 3个问题：强势反腐及反腐机制建立

第 4个难题：整饬法纪及法治体系建设

第 5个难题：构建面向未来的国家治理机制

第 6个难题：市场化改革及破解经济结构困局

第 7个难题：正位政府角色及转变政府职能

第 8个难题：从根本上化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冲突

第 9个难题：金融改革策略及路径选择

第10个难题：市场化趋势下国有经济的根本出路

第11个难题：破解生产力水平与城市化、城镇化发展矛盾

第12个难题：优化劳动就业及社会保障政策机制

第13个难题：农村发展及创新乡村社会管理机制

第14个难题：基于国情背景的城乡生态文明建设

第15个难题：教育体制重构与创新发展

第16个难题：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利益定位及大国外交

第17个难题：构建面向全球的国家安全合作与防范体系